割资本主义尾巴：随着文革的爆发和阶级斗争为纲的确立，提出消灭私有经济，取消商品生产，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要说“企业家精神”就连“养鸡养鸭”都成了资本主义的毒草。经济学家从马克思《 资本论 》中得出结论：雇工 7 个人以下，赚了钱用于自己消费的，算个体户;雇工 8 个人以上，就产生了剩余价值，就算剥削，就是资本家。可以说，企业家精神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摧残”。

 

　　改革开放后，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解放冲击下，中国开始重新艰难回归市场经济。

 

　　1979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不到一个月，邓小平约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五位老工商业者。在这次后来被人称为“五老火锅宴”的重要谈话中，邓小平提出，“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随后，荣毅仁挑头创办了中信公司。一些上海的老工商业者以民间集资方式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爱国建设公司”，即如今的“爱建股份”的前身。

 

　　80 年代，安徽农民年广久尝试卖傻子瓜子，这个在今天普通到掉渣的行为，在当时却是闯进了历史的雷区，如果不是邓小平几次表态支持年广久，他不知要做几次牢狱。藉此，私营经济重回历史舞台。

 

　　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第一次集体绽放是 80 年代的乡镇企业。从今天的眼光看，乡镇企业是介于国企和民企之间的“四不像”灰色地带，但在当时这种“灰色地带”却赋予了乡镇企业独特的体制灵活性，企业家精神一旦被激发，其能量是惊天动地的。 到 1987 年，乡镇企业产值首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这绝对是一个“计划外”的惊喜。如今的著名企业家万向集团鲁冠球即为乡镇企业家的典范人物。 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在 1983 年所著的《 小城镇?再探索 》中，第一个提出了“苏南模式”的概念，讲的就是乡镇企业的传奇。

 

　　与乡镇企业类似，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也成为企业家精神最早的温床。代表人物包括柳传志、张瑞敏、李东生……这些企业的创办的确依靠了从国家或集体企业中借来的资金，甚至根本就是在原有濒临倒闭破产的国有企业的基础上再造的，但它们的成长毫无疑问源于企业家精神的激发。“红帽子”一方面增强了这些企业的政治安全感，但这种产权上的不清晰成为很多企业日后发展的制度隐患。

 

　　80 年代末期，尽管市场经济仍然是“敏感词”，但一批拥有“企业家精神”的先知先觉者开始了他们的创业历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成为“企业家的摇篮”，最典型人物是任正非。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三个有利于”，犹如春雷响彻神州大地，一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形成了以陈东升、田源、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为代表的 “ 92 派 ”。从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精神，就不可逆转地成为时代的洪流。

 

　　到 2011 年，目前中国民营企业已经超过 840 万家，占企业总数的 87.4%，占 GDP 的贡献率也从最初的 1% 发展到超过 60%。企业家精神真是一股神奇的力量。

 

　　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大倒无法否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个民营企业家的个体都是安全的。

 

　　在 1997 年《 刑法 》取消“投机倒把罪”之后，投机倒把条例却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撤销呼声中存活到 2008 年 1 月。

 

　　1997 年“十五大”承认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4 年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保护合法私有财产。观念的改变已是艰难，而知行合一更是漫长的历程。

 

　　铁本事件：2004 年经济过热，江苏民企“铁本钢铁”成为违规典型，戴国芳成为宏观调控的牺牲品，令人唏嘘的是，戴国芳因“涉嫌偷税漏税，且数目可能巨大”被警方带走，羁押超过 4 年之后，突然被允许取保候审。2008 年 11 月 28 日，戴国芳回到了常州的家中。

 

　　郎顾之争：本世纪初，中国掀起了国企改制、MBO ( 管理层收购 )的浪潮，不料此轮改革遭遇郎咸平的狙击，爆发著名的郎顾之争，最终以顾雏军锒铛入狱结束。争论的本质是郎咸平认为很多民企收购国企，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令人唏嘘的是，顾雏军被判十年的罪名居然是“虚假注册罪、挪用资金罪”。如今出狱后的顾雏军仍在四处奔走喊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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