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 9 月 2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 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 》。笔者认为，在两千多年中华文明的长河中，这一文件代表着一种观念意义上的突破。

 

　　中华文明一度雄踞世界之颠，更拥有四大发明。到了近代为何却落后挨打?这成为经济学界和历史学界孜孜不倦的研究课题。

 

　　英国学者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在其编著的 15 卷《 中国科学技术史 》中提出被称为“李约瑟之谜”的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其实，第一次工业革命出现于英国，不是因为英国的技术积累多么雄厚，而是在于光荣革命之后的产权保护特别是专利制度，这极大地激发了“企业家精神”。 美国总统林肯的那句名言道破技术进步的秘密，“专利制度是给天才之火加上利润之油”。这句话至今仍被镌刻在美国商务部大门上。

 

　　中国缺少企业家能力吗?黄仁宇指出：

 

　　在中世纪晚期及近代，中国缺少资本主义企业家，或许是因为这样的信念：政治稳定性比经济利益有更大的好处。中国商人不缺乏积极主动、诚实、节俭、精打细算、机敏灵活的品格。这已经充分地表现在他们作为商人的成功上——在 19 世纪中国人侨居的所有海外国家，中国商人们的成功远远超过当地人。

 

　　为什么中国近代没有真正的企业家?用黄仁宇的话解释就是：

 

　　因为中国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

 

　　在近代，中国逐渐出现了市场经济的萌芽，商人作为一个独立阶层登上历史舞台。然而中国企业家的“正常化”之路却是漫长而曲折，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 21 世纪的今天。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红顶商人”胡雪岩是一个标志性的存在。胡雪岩有着敏锐的商业头脑、冒险精神，更重要是的其长袖善舞的“经营关系”的能力。但这种“搞关系”的能力，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没有官员的庇护，胡雪岩的生意做不大，但官员都是有任期的，一旦“保护伞”卸任或失势，胡雪岩的商业帝国也就走到了尽头。

 

　　哈佛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对此有一个有趣的比喻：“做企业就像做一个捕鼠器。西方的企业家，一辈子致力于做出全世界最好的捕鼠器，能抓到最多的老鼠;而中国企业家致力于得到获得捕鼠器的特权，希望整个房间里只有自己能抓老鼠。西方企业家需要不断地发明、更新，才可以维持捕鼠器的最佳性能，而中国企业家如胡雪岩，他一旦拿到获得捕鼠器的特权，根本不用担心其他抓老鼠的人会对自己产生威胁，也就没有必要付出心力去改变捕鼠器的性能了。”

 

　　这段洞见提出两个有趣的问题：

 

　　这些对创新(改善捕鼠器性能)失去兴趣的人算是企业家吗?

 

　　红顶商人的出现，是官员的错还是企业家的错?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这些人不是企业家，企业家靠创造价值来获得财富，而这些人只是在分配财富。

 

　　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要复杂些：虽然很难分清楚官员和企业家谁是主动的一方，但是企业毕竟是追逐利润的经济动物，只要寻租能获得超额利润，企业家寻租是本能的选择。因此，政府能否减少对企业寻租的“诱惑”，是培育企业家精神的土壤。

 

　　建国后，不仅企业家精神遭遇毁灭性打击，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在事实上被消灭了。

 

　　1954 年通过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应当根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和资本家的自愿。在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造运动中，自愿变成了“唯一的选择”。以“王老吉”为代表的民营企业被彻底公有化，事实上消灭了企业家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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