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有人说国资委大规模地整编国家队，是资产的一种重新整合”，对此必须一分为二的认识。一方面国资委对于自己直接掌控制下的大型国企进行整编，是从结构上调整国有规模经济战略布局的一种有益尝试，其动机在于通过“抓大”优化国有资产整体的经济结构，重新塑造更加有市场竞争力的国有企业综合结构，从这个角度看，其中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但是，在另一方面，国资委还面临的一个同样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对于自己不能够直接掌控制的地方国有资产改制行为进行行之有效的监督和规范，如何处理过去几年地方改制不规范带来的历史遗留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即使国资委对于自己的“国家队”的整编获得了成功，但是如果地方的“杂牌军”和“游击队”的改制不能够的额到正确的引导和迅速的规范，那么其产生的消极作用和社会影响，完全可以抵消“国家队”整编的成果。现在，国家国资委需要更加认真的考虑怎么样切实有效的控制好全国范围的国有企业改制局面。因此，整编“国家队”，不能够忘记收编“杂牌军”和“游击队”。

　　对于“这是否有利于国企竞争力的提升”，其实我在上面的观点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国企竞争力”的个整体的概念，不是“央企竞争力”。中央企业的整编可以提升国有经济的整体地位和竞争力，但是这样的战略任务是否能够实现，还要取决于对于地方企业改制的指导和推动地方政府积极的以市场为导向开展类似的健康的“整编”。同时，判断一个战略是否能够成功，首先得看他在指导思想上的核心价值观。只有真正以提升市场竞争能力为政策基石，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政策抓手，以提高企业资本回报为政策标准，才可以说具备了最基本的战略实施成功的基础。

　　(二)国有资产整编中的“主辅分离”

　　整编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主辅分离”，在整编中出现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国有资产在几个中字头企业之间进行转换，这说明了什么?

　　主辅分离的政策是企业结构重构的内在要求决定的，反映了国外近年企业重构的大趋势。主辅分离对于削弱央企的计划性、行政性，增加其市场意识和灵活性是有利的，也有助于央企甩掉包袱、开放眼界，走向全球范围的市场竞争。在主辅分离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很大的政策性，因此国资委在政策制定中必须充分考虑到几大因素：

　　一是如何保证国有企业的社会职能，必须考虑辅业剥离给社会带来的冲击和社会、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

　　二是实施过程中如何实现公开和公平，国家、集体和工人利益之间需要寻找一个各方面能够接受的平衡点，政策的实施才可以最大限度的实现多赢，才可以减少阻力增加合力，争取更大的支持和配合。

　　三是减少行政操作，发扬群众路线，尊重市场和价值规律，在分离的计划、政策口径、调整力度、交易监督等等方面，按照市场定价、适当优惠的思路进行操作，应该是一条相对中庸的路子。

　　“国有资产在几个中字头企业之间进行转换”，这反映了大型国有企业在结构上将出现更加科学的战略分工和合作关系，在产业互补、经济互补的思路下，国有资产中的一批“巨无霸”正在有序的各自站位，国有经济的产业新布局即将出现。国资委显然正在实施的全国范围的产业重组，其目的既是为了提升大型国企的市场竞争力，也是为了加快做好迎接WTO时间表带来的经济压力，迎接世界经济一体化对于国内企业走规模集约发展路线的内在要求。

　　与近年国际重组的潮流有所不同之处在于，国内国有资产的大重组的体现出更大的行政性和产权的趋同性，在几个中字头企业之间进行转换产权，虽然没有在国有、私有和公有之间形成更大力度的产权多元化，但是既然这样的调整是在一定的时间压力下开展，必然要求体现一定的效率性。几个中字头企业之间的转换，对于刚刚成立的国资委而言，确实是一个相对高效的选择。

　　(三)国资委的“管人权”与调整国企老帅

　　国资委在管人上不断加大力度，对国资委的“管人”权如何看?它是否与上述两个问题一脉相承?国资委调整国企老帅，除了年龄原因，其背后是否有一种国资委调整国企领导人的思路在里面?

　　管人权是资产管理的基本权力，以前国有资产管理的管人权是分散在不同部门中间，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法律依据，同时行政管理的色彩很浓厚。现在国资委集中行使对于企业经营者的管理权，其法律依据是统一的所有权管理，这样就可以突出所有者目标，资本回报的最大化就成为考核经营者最核心的标准。所以说，国资委的管人权集中，可以支持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资本考核体系，把企业的经济职能更加的明显化和外在化。同时，管人与管资产相互结合，使得资产权力对于经营者形成更加大的刚性约束，有利于国资委认识自身资本运营的核心职能，同时有力量去行使自己的权力。因此，这也有利于削弱原有的行政干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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