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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7-23  服务支持
     我国经济私有化思潮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国内、国际背景,它们以新自由主义、“经济人”假设为其理论依据。经济私有化思潮的核心观点主要有:一是鼓吹私有制优越及其永恒性;二是污蔑或否定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诸如宣扬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鼓吹“国退民进”,污蔑国有经济效率低下,以反垄断的名义要求取消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等等。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分析,经济私有化思潮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一些人鼓吹经济私有化,否定和攻击国有经济,决不是简单的学术之争,而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推行经济私有化,实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近年来,中央相继提出要加强“六个为什么”和“划清四个重大界限”的研究,其中都涉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而要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同私有化、单一公有制划清界限。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现在主张搞单一公有制的人已经为数不多了,而由于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私有化思潮则在一定范围内蔓延和泛滥。因此,自觉抵制和反对经济私有化思潮是当前经济学界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试图对我国经济私有化思潮的主要观点及其实质进行分析,以使大家对这一思潮有着清醒的认识。
 
  一、我国经济私有化思潮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核心观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国的改革是全方位的,但经济改革处于基础性地位,它会对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改革带来影响。就经济改革来说,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在经济制度层面,要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状况,将所有制结构从单一的公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将分配制度从单一的按劳分配转变为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二是在经济体制方面,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在这两个方面的改革上,理论界出现了分歧和争论,其中经济私有化思潮经常干扰经济体制改革的取向。
 
  我国经济私有化思潮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从国内背景来看,一方面是随着我国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一部分人主张通过私有化全盘否定我国原来的所有制结构。大家知道,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一直搞单一的公有制,这种所有制结构有它的历史由来,但它不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水平和发展要求。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必须对原来单一的所有制结构进行改革。所有制结构的改革是整个经济改革的核心部分,因为它涉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立什么样的经济制度问题。在对待所有制结构改革这一重大问题上,大部分人主张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同时为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状况适当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但也有一部分人主张通过搞私有化对原来的所有制结构进行全盘否定,即以私有制来代替公有制,经济私有化思潮就是后一部分人思想的集中反映。另一方面,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引起了公有制能不能同市场经济相容的争论。一部分人认为私有制是市场经济的天生派,主张搞市场经济应该走私有化道路。这种否定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的言论在今天仍然盛行。
 
  从国际背景来看,由于新自由主义的泛滥,经济私有化的思潮不可避免地对我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经济“滞胀”现象,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对此束手无策,这时主张国家放松管制、恢复经济自由的新自由主义走向前台,并使资本主义国家很快走出了困境。到了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迅速发展,新自由主义对世界各国影响日益加深。许多国家按照新自由主义给出的“药方”对经济进行了彻底的改革。新自由主义在经济理论方面,主要是否认公有制(对社会主义国家是如此。对不发达国家,则是否定国家所有制),大力宣扬私有化。新自由主义者认为,要使自由市场经济有效率地运行,就必须严格界定与保护社会经济中的各种产权。只有产权界定清晰,其归属和自由交易受到保护,经济主体在市场机制引导下的最优化行为才能推动整个经济实现“帕累托效率”,否则市场是无法运行下去的。新自由主义者还认为私人产权比公共产权具有更为清晰的边界,可以产生更强的经济刺激,能够更有效地运作。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许多国家把私有化当作发展经济的“灵丹妙药”,不顾一切地掀起了私有化运动。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这种经济私有化思潮给我国带来了深重的影响。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深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大肆宣扬经济私有化,各种经济私有化观点纷繁复杂。这些私有化言论有的是公开的、赤裸裸的,有的是隐蔽的、拐弯抹角的。综观这种经济私有化思潮的核心观点,表现为以下两种。
 
  (1)鼓吹私有制优越及其永恒性。一些学者以“经济人”假设为鼓吹私有化寻找理论依据。“经济人”假设这一理论,主张人都是自私的,都是追逐个人私利的理性利己主义者,换句话说,都是“经济人”,这是人的亘古不变的、永恒的本性。从“经济人”假设出发,必然得出结论:公有制是与人的本性相矛盾的,因而不应该、也不可能存在;与人的自私本性相适应的是私有制,已经建立的公有制必须实行私有化。一些学者明日张胆地叫嚷:“我一句话就可以把共产主义驳倒: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断言“共产制度迟早会瓦解”,“私有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私有制度是唯一的选择”。还有人提出“人间正道私有化”、“私有制万岁”等口号。
 
  (2)污蔑或否定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与直接鼓吹经济私有化的手段不同的是,一些人从否定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入手间接宣扬私有化,为私有化唱赞歌。他们找出种种借口来诋毁和攻击国有经济,其目的就是为搞经济私有化铺路搭桥。大致说来,他们诋毁和攻击国有经济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宣扬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有的人武断地认为只有私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相容,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对立的。他们认为,产权清晰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而只有私有产权才能做到产权清晰。国有经济由于所有者产权不清晰,因而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要搞市场经济,唯一的选择是私有化。二是鼓吹“国退民进”。有的人以市场经济与国有经济不相容为理由,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成熟,国有经济应该逐步退出,由私营经济取而代之,即所谓“市场经济增长一份,国有经济就萎缩一份;市场经济建成之日,就是国有经济消亡之时。”有的人还借口中央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之机,鼓吹国有经济应该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将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改制为“民有、民营”企业,这种“改制”实际上就是把国有企业卖给私人,就是搞私有化。三是污蔑国有经济效率低下,否定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有的人趁我国国有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经营状况不佳之机,大肆炒作国有经济效率低下,说国有经济没有私营经济效率高,国有经济没有发展前途。四是以反垄断的名义要求取消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有的人趁我国《反垄断法》出台之机,宣扬国有经济为“垄断行业”,国有企业为“垄断企业”,竭力攻击、污蔑国有经济的存在是与民争利,他们在反垄断的幌子下,要求“国退民进”,还“利”于民。此外,有的人还以其他种种借口竭力污蔑、攻击国有经济,似乎有“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感觉,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二、关于经济私有化思潮若干观点辨析
 
  我国的经济私有化思潮是一种非科学、非理性的社会思想、心理逆流,他们的这些私有化主张来源于非理性的直觉,因为他们从未提出过无可辩驳的论证来说明其私有化主张的正确性。对这些经济私有化主张,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分析,它们都会显得苍白无力,完全站不住脚。笔者只择其中几个错误观点进行辩驳。
 
  1.关于“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是主张经济私有化的直接理论依据,如果这一理论依据不能成立,那么搞经济私有化就在逻辑上讲不通。“经济人”假设的核心思想,即“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对这一问题进行辩驳,只需要回答好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有没有普遍的、抽象的人性呢?大家知道,与其他动物不同,人是社会的人,这就决定了人在社会中必然要同其他人发生关系,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毛泽东指出:“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可见,在实际生活中,没有抽象的、永恒的、“普世”的人性,只有具体的、由现实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人性。邓小平曾经说过,离开具体情况和具体任务来谈人,“这就不是谈现实的人而是谈抽象的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所以,抽象地说“人的本性是什么”是一个伪命题。第二,人的自私自利观念是不是与生俱来并永恒存在的呢?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它属于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在原始社会,存在的只是原始社会的公有制,人们是在部落里平均分配劳动成果,自私的观念当然并不存在。自私的观念是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而出现的。由于私有制的出现,一部分人可以凭借所掌握的生产资料去无偿地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也就是说产生了剥削,在此基础上才形成了自私自利、利己主义思想。由于私有制在历史的发展中存在几千年,使得在意识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自私自利思想逐步影响到广大劳动人民。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终将被公有制所代替,这时人们必然会逐步摆脱自私自利这种剥削阶级思想的束缚,逐步树立起社会主义大公无私的观念。可见,自私观念并不是人类天生就有的,也不是永恒存在的,它是私有制的产物,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消亡。新自由主义学者把自私当作人的天然的本性,并以此作为不可更改的假设(公理)来推断经济问题,从哲学上讲显然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第三,为什么要鼓吹“经济人”假设?他们的逻辑很简单:既然人的本性是自私,那么追逐私利的私有制的存在是合理的,是符合人的本性,反而公有制是不符合人的本性,注定是要失败的;既然自私自利是人类亘古不变的本性,那么私有制是永恒的,消灭私有制是一句空话。所以,鼓吹“经济人”假设的真正目的是为私有制辩护,为私有化找理由。“经济人”假设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我们必须对它进行揭露和批判。
 
  2.关于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问题
 
  有的人提出,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只有私营经济才适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要逐步退出市场,由私营经济取而代之。他们提出这一观点的理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入市场交换的主体必须是独立的,它拥有自主的经营决策权,并具有自己的经济利益,并能根据本身利益对市场信号自主做出经营决策,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他们之所以说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是因为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经济产权不清晰(实际上也不能说“产权不明晰”)、权责不明确。大家知道,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缺乏经验和思想认识上的局限,我国全民所有制企业一直采取国家所有、国家直接经营、统负盈亏的形式,企业是国家机关的附属物,没有任何经营自主权,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自己不能说了算,完全服从国家下达的指标:企业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盈利统一上缴国家,亏损由国家补贴。当时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而由国家统一行使所有权和经营权,统称为国营经济。全民所有制经济的这种实现形式的确是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排斥的。一些学者正是抓住了这一点,认为国有经济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有企业经过了从放权让利(1979-1984年)、两权(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1985-1991年)、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十四大到十四届三中全会)、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十五大前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十五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历程。目前,我国的国有企业建立起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公有制经济具有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国有企业完全是与市场经济相容的。在这里,我们要真正认识到,我国某些学者提出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观点,实际上是为经济私有化提供理论依据。他们的推断是:既然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那么国有经济只有实行私有化才适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所以,关于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否相容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不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从而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问题。
 
  3.关于“国退民进”和指责“国进民退”问题
 
  20世纪90年代,我国国有经济整体经营状况不太好,原因主要是国有经济布局和国有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主要表现在:国有经济分布太宽,战线太长,各行各业无所不包,力量过于分散,整体素质不高。企业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重复建设严重,企业大而全、小而全,没有形成专业化生产、社会化协作体系和规模化经济,缺乏市场应变能力。在这种格局下,要把所有的国有经济都搞活搞好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所以,中央提出要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于是,一些人借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之机,鼓吹“国退民进”,叫嚷“国有经济要退出竞争性领域”。其实,这是对中央文件精神的一种误读和曲解。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在其他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以加强重点,提高国有资产的整体质量。”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规定:“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其他行业和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集中力量,加强重点,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从中央文件精神看,完全没有国有经济要退出竞争性领域的意思。一些人紧紧抓住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把它演绎为“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实际上,在中央文件中,国有经济的“进”和“退”是有原则和方向的。然而,在政策的执行中,很多人只抓住了“退”,忽视或不愿研究文件中提到的“提高整体素质”、加强“控制力”和“竞争力”这样的字眼。试想,如果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领域全面退出,文件中提高“竞争力”的提法还有何意义?2001年5月17日,《经济日报》发表了吴邦国同志的文章,文章指出,将国有企业改革简单演绎为“国退民进”,笼统地说“国有企业要从一切竞争性领域退出”等等,这些是完全违背中央精神的,必须坚决加以纠正。
 
  此外,近两年来,我国个别地方少数私营企业由于受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冲击等原因,被国有企业合并重组,一些学者指责其为“国进民退”,说“要警惕‘国进民退’演变成一场改革危机”。还有一些人公然叫嚷“国进民退”是改革的“倒退”。这是当前形势下鼓吹“国退民进”的翻版,其性质是一样的,都是污蔑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就以一些学者所依据的“国进民退”最典型的事例——山西2009年在整顿、调整、重组煤矿企业中,有一些私营矿井被重组、合并,这是因为私营企业经营状况落后以及受经济危机冲击所必须采取的合乎客观经济发展需要的措施。怎么能把贯彻科学发展观,依据经济发展规律所进行的结构调整莫名其妙地说成“国进民退”呢?需要指出的是,在“国退民进”之势愈来愈烈的状况下,现在即使出现一点“国进民退”的迹象,也是完全合情、合理、合法、必要的,不应该大惊小怪。
 
  4.关于国有经济效率低下问题
 
  一些学者鼓吹私有化,他们妄称的一条理由,就是“国有经济没有效率”,只有私有制经济才有效率。这个借口也是从“经济人”假设推理出来的:既然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追求个人利益便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动力,因而只有符合人的本性的私有制才有发展动力,才是有效率的。他们还给出了一个理论模型,论证国有企业必定是“委托─代理链条太长”,因而效率必定低。他们认为,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经济人”要追求利益最大化。只有“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求节约又讲求效果”,而国有企业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求节约又不讲求效果。”他们鼓吹这一模型的真正目的在于;既然要让国有企业既讲节约又讲效果,那就必须私有化,让企业经营者“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实际上,他们的这个模型是荒谬的,因为在私营经济的领域内,任何私营的股份制企业的经营者,或私营企业的职业经理人,也都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按照他们的这一套逻辑,这些私营企业都不可能有效率。所以,根据他们的这一套模型,不能说清楚哪种所有制经济更具有经济效率。
 
  那么,什么是经济效率呢?我们还是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相互关系原理来说明更科学。马克思主义认为,一种生产关系,当它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时,它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说有效率;当它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时,它就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就是说没有效率的。当前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与这种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只能是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当然,这是从理论上讲的,从实践来看这一判断也是正确的。看企业有没有效率,我们要坚持全面的观点,不能仅看眼前的经济效率(如一个经济周期的低谷点),还要看长期的效率,特别是企业发展后劲;不能仅看一个单位或一个地方的效益,还要看它的社会效益和对全局的影响,特别是对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的影响,等等。一些人不顾事实,往往指责新中国成立初期国营经济效率低下。这是不公正的。应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是靠国有企业支撑获得的,国有企业的利税率也很高。根据统计资料,国有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和利润率,1952年分别为25.4%和19.2%;1957年为34.7%和24%;1965年为29.8%和20.9%;1975年为22.7%和14.9%;1978年为24.2%和12.8%;1988年为20.6%和8.3%。不可否认,20世纪90年代,由于不能及时适应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我国国有经济出现了大面积的亏损。但是,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等措施,2000年底我国基本上实现了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的目标。2000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实现利润2300亿元左右,比1999年增长1.3倍,比1997年增长1.85倍;重点监测的4个行业中,1997年有4个行业整体亏损,1998年增加到5个,2000年底12个行业实现利润都有增加或整体扭转为盈;1997年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整体亏损,2000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实现了整体扭亏或盈利增加。这说明,我国的国有企业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效率是非常高的。据统计,2000年,国有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45998元,私营企业为38060元,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高20%。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87095元,比港澳台企业高30%,比全国平均数高19.2%。2004年,国有企业提高到90582元,私营企业为55722元,前者比后者又高出62.56%。从上述的一系列数据看,怎么能说国有经济比私营经济效率低呢?
 
  5.关于国有经济垄断问题
 
  我国的国有经济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开始就带有社会主义性质,并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领导地位,之后随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展而不断发展壮大的。改革开放后,根据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我国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强调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时,中央一再强调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国有经济要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起主导作用,而这种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于是一些人趁《反垄断法》出台之机,以反垄断的名义,大肆污蔑我国国有经济是“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是“垄断企业”,指责国有企业垄断阻碍了市场自由竞争和现代化的实现,其真正目的是攻击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力。实际上,我国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是由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是历史形成的。这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企业是有根本区别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企业是在资本家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驱动下,市场自由竞争产生集中,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出来的。所以,以反垄断的名义来反国有经济,指责国有经济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没有道理的。
 
  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垄断,我们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企业对经济资源占有的垄断,一种是企业对经营行为上的垄断。对于第一种垄断,即国有经济对经济资源占有的垄断,我们不能一概反对,因为如果国有经济不能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不能在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起支配作用,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如何体现,进而社会主义的性质如何保持?实际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反垄断,也并不反对经济资源占有的垄断。自美国《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出台后的一百多年间,资本主义的垄断不仅没有削弱、消失,反而越来越发展、强化,以致今日形成资本主义跨国公司统治世界的局面。这是因为,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经济基础的垄断资本,当然会受到该政权的保护和支持。对于第二种垄断,即企业对经营行为的垄断,比如几个大型企业在经营交易过程中,联合起来,不顾消费者利益任意抬价、压价,因为它有损于人民的利益和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我们是要反对的。但是,我国国有企业虽然在关键领域对市场有控制力,但没有完全的定价权,比如油、电、水、运等都由国家征求群众意见后定价的。所以,一些学者以反垄断的名义来反对国有企业是没有充分理由的。  
 
  三、深刻认识经济私有化思潮的实质和危害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既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但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过程中,要注意不能搞私有化。私有化指的是通过国有经济的私有化改革,使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向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转变。一些人鼓吹经济私有化,否定和攻击国有经济,决不是简单的学术之争,而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大家知道,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基本矛盾出发来论证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但这一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解决。解决的唯一途径,只能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可见,公有制是伴随社会主义而产生的。搞社会主义必须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尽管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就其性质来说,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够发达,一些地方还处于探索之中,在所有制结构上不可能搞单一的公有制,但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这是我们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要求。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这一生产目的,是社会主义的特点,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江泽民也深刻指出:“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国家经济的主体必然是公有制经济。”在改革开放中,我们党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发展要求,提出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但邓小平反复强调,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他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江泽民指出:“离开公有制为主体,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经济。”只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必然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经济私有化思潮以鼓吹私有制优越和永恒性、否定公有制为核心理念,这是与社会主义道路背道而驰的。所以,经济私有化思潮的实质是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主张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从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也是不断同经济私有化思潮作斗争的过程。对此,邓小平有着深刻的认识:“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山只有深刻认识经济私有化思潮的本质,我们才能在实际工作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反对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路线。
 
  从实践来看,经济私有化并不是灵丹妙药,私有化道路在许多国家未取得成功。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批判和反思过程中,积极推行私有化改革,使社会主义旗帜改弦易辙,造成社会动荡和国家分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搞所谓500天计划,以“休克疗法”搞私有化,结果导致经济发展大幅倒退,国家实力大大削弱,社会秩序动荡,人民生活陷入困境。同样,20世纪90年代,拉美国家奉行西方新自由主义而进行全面私有化改革,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印证了私有化的巨大破坏作用。比如,阿根廷在西方支持下搞经济私有化改革,结果国民经济严重衰退,贫困率由私有化前的7.7%增至30%,失业率超过20%。再看看整个世界,实行私有化的国家和地区有近200个,但其中真正发达的只占极少的一部分。
 
  私有化在许多国家走不通,如果在中国推行私有化,其严重后果是不可估量的。一是鼓吹搞私有化,必定改变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江泽民曾经指出:在社会主义中国,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没有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没有我们共产党执政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物质手段。”“要保证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就是要不断巩固和加强我们党执政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可见,鼓吹私有化,取消国有经济的言论,旨在从根本上颠覆共产党的根基,这决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二是鼓吹私有化,必定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使国家陷入历史灾难。前面已经论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保持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根本要求。搞私有化、取消公有制,必将改变我国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进而改变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性质的改变必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俄罗斯就是前车之鉴,我们必须吸取这个教训。要避免经济私有化带来的灾难,只有从根本上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决不能搞私有化。所以,我们要站在维护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深刻认识经济私有化思潮的危害,自觉抵制经济私有化思潮的泛滥和影响。
 
  (摘自2011年第4期《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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