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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国企动态
2016-06-01
在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去产能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旨在解决国企定位不清、市场地位垄断、政府功能模糊等突出问题。中国国企改革的路径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顶层设计、管理模式创新、分类改革、市场取向与化解历史遗留问题相结合等方式。短期内国企改革迭加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结构调整、就业压力等问题,不确定性势必增加。但改革对中国经济金融中长期健康发展的利好料会逐渐释放。香港亦可利用平台优势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国企改革主要背景
中国国企改革始终伴随着改革开放。从1978年开始,中国国企改革经历扩大企业自主权、两权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经济战略调整以及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等重要阶段,取得一定成效:国企数量与分布不断缩小,但平均规模、行业影响力及竞争力大幅提升。以国有工业企业为例,数量由1998年的64,737个下降至2013年的18,197个,降幅达71.9%;同期资产总额由74,916.27亿元(人民币,下同)上升至342,689.19亿元,名义增幅达357.4 %。 2015年《财富》世界500强中央企业占据47席,中石化、中石油和国家电网分别排名第2、4和7名;体制机制创新方面,一是大部分中小型国企已转型为民营企业,央企及子公司改制率由2003年的30%升至2014年的85%;二是大型国企多数已完成上市进程;三是包括薪酬制度市场化在内的内部机制试点持续推进。
当前国企面临去产能问题。从经营情况来看,国企效益不佳,利润上缴乏力等问题日趋明显。 2015年国有工业企业利润与收入同比增速双双步入萎缩区间(分别下滑6.7%和5.4%),为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最差表现;尽管官方数据显示,同期总资产占GDP比重为176.2% ,高于债务占比116.8%,但实际负债问题或较为严重。有估算,国企债务/权益比由2012年的1.83%急升至2015年11月的1.98%。国企面临的经营困境与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去产能压力增大有直接关系。一方面,产能过剩使得工业品价格持续同比下滑,各产能过剩行业的整体盈利空间大幅收窄,企业经营日趋困难;另一方面,为避免产能过剩企业倒闭引发债务和金融风险,需不断投入信贷资源,在低效率企业和高效率企业之间形成明显的资源错配。产能利用率和亏损面分别为67%和50%的钢铁行业,5年拟退出产能1-1.5亿吨,两项指标分别为74%和80%的煤炭行业3-5年拟退出产能5亿吨,减量重组5亿吨。
国企面临的体制机制问题仍较突出。一是国企定位始终未能清晰。近四十年的改革进程未能明确回答国企究竟是一个纯经济组织还是同时承担政治、社会、经济功能的复合型组织的问题。二是市场垄断地位问题。在“自然垄断”行业缺乏市场竞争的情况下,国企服务效率和质量低下,成本高昂,已成为民众诟病的焦点。三是政府功能顾此失彼。政府管理事务性、行政性较为严重,企业经营发展束手束脚,而规范资本运作、提高资本回报、维护资本安全则不到位,难以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本轮国企改革的路径分析
自去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公布以来,有关国企改革的文件、政策及论述层出不穷。本文拟从以下五个方面重点分析:
顶层设计极具中国特色。纵观全球各大经济体,国企改革的路径选择不尽相同,即使“全盘私有化”也未能解决市场垄断、效率低下、内部人控制等问题。中国特色的顶层设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企改革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做强做优做大国企、强化对国有资产的监管作为基本原则。这是中国国企改革与其他经济体“私有化”最大的不同,也是改革最终的红线;二是构建1+N文件体系。国务院先后就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进法治建设等重大问题发布12份文件,形成一套全面涵盖国企改革多个层面的文件系统;三是推进混合所有制,作为此轮国企改革顶层设计的主要方式。市场预计,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可能成为下一步混改试点的主要领域,可能先从子公司层面和地方国企开始,参与主体有望扩至外资。
管理模式借鉴“他山之石”。一是从两级管理到三级管理。此轮改革拟借鉴新加坡“淡马锡模式”,可望形成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投资)公司、国有企业三级管理模式;二是政府角色转型。政府退回国有资本“出资人”角色,重点做好规则制定与市场监督功能。
分类改革细化国企定位。主要有两大分层:一是将国企总体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商业类中又以主业是否处于竞争领域再次细分,公益类则以是否国有独资划分,分别采取不同的措施目标和考核管理模式,在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同时,切实保障涉及国防、信息、网络、粮食安全以及养老扶贫、环保等国家战略和国计民生等关键性领域企业的发展;二是分为地方和中央两个层级。地方国企除某些社会功能外,改革重点在于转化成市场平等参与主体,结合地方债务化解、投融资平台清理、财税体制改革等工作;央企则重点培养一批指标性、具有全球资源分配力的企业群。
市场取向深化公司治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构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包括推进建立规范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制度,完善治理结构与机制等;二是明确董事会职权。将发展战略制定、总经理人员选聘、工资总额确定等职权从国资委下放到公司董事会;三是试点职业经理人制度。
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循序渐进。一是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由于国企仍然承担包括就业、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小区服务等功能,今年计划选择2-3户央企推进改革试点;二是妥善处理“僵尸企业”与人员安置。此轮改革提出“兼并重组为主,破产清算为辅”的总体思路,中央财政更每年支持1,000亿元奖补资金。三是处理好旧与新、加与减的关系。如鼓励国企技术创新(拥有资金和资源优势)、产业转型(更多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提升国企的运营效率。
此轮改革具有过渡性(不可能一步到位)、试验性(由点到面、由易到难)、平衡性(激发国企活力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并重)、全局性(涉及制度、规范、实践和操作等多个层面)等特点,不亚于一场借鉴国外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探索中国特色改革路径的全新理论与实践进程。
国企改革影响评估
此轮国企改革涉及面广,许多具体措施可能要到下半年才开始试点,政策也存在修正空间。在目前政策框架下,国企改革短期内风险和挑战颇为严峻,中长期的利好与机遇料会逐渐发酵。
短期而言,国企改革迭加中国经济新常态、结构转型压力,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去产能任务会加大中国经济增速短期下滑风险,而处理“殭尸企业”及人员安置问题则可能对就业市场形成较大压力。仅钢铁和煤炭两个产能过剩行业企业今年下岗人员或达180万人。另外,国企改革涉及的财政政策以及债转股、不良资产处置等金融政策如何与稳增长目标同步,也考验政府的全盘统筹能力。
中长期而言,国企改革的利好料逐渐发酵。从经济层面看,一是国企自身素质和效率的提升有利于中国经济整体向好;二是民营经济、外资参与国企改革有利于发挥混合所有制优势,激活经济活力;三是政府职能转换可发挥市场在资源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从金融层面看,一是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作为金融改革的中坚力量,国有商业银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和投贷联动试点等亦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组成部份;二是优化融资结构。如处置“殭尸企业”可为银行服务实体经济扫清障碍,资本化、证券化趋势也为企业直接融资提供便利;三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国企软约束问题一直是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的因素之一。国企独立市场主体地位亦可为货币政策从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逐渐转型创造条件。四是推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目前上市国企市值约占A股市场总市值的六成左右,预估未来五年将有30万亿国有资产进入股市,上市公司素质提升有利于吸引更多投资者进入市场。
作为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窗口,香港在国企改革历程中发挥过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上世纪90年代的H股上市,2005年左右的国有银行上市以及去年中信集团重组上市等。在未来国企改革中,香港可考虑吸引更多改制国企来港上市,引入环球资金,为国企寻找优质战略投资者以及提供法律、会计等专业化配套服务等充分发挥平台优势,也可尝试探讨以港资方式直接参与混合所有制试点的可行性,如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
文章摘自2016年6月1月《紫荆网》
图片来源:找项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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