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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国企动态
2017-06-12
国资委日前召开2017年中央企业钢铁煤炭去产能工作会议,动员部署今年中央企业钢铁煤炭去产能工作。国资委副主任孟建民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表示,2017年中央企业化解过剩产能任务继续加码。孟建民要求有关中央企业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打好去产能攻坚战,全面完成2017年钢铁去产能595万吨、煤炭去产能2493万吨的目标任务。
今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也是化解落后产能的攻坚之年,淘汰落后产能的决心力度不能减弱,深度广度应有突破,在这方面,央企的举措令人关注。
我国在90年代末的轻纺工业面临产能严重过剩,国家没有保护,结果是,轻纺工业全面走向市场。到现在,轻纺工业基本没有压力。相反,压力大的基本在国企,在重化工业。原因就在于政府包办太多,是计划体制惹的祸。对这一点,我们国家认识深刻的人还不多。
去产能比数字更重要的是体制因素,要从行政化向市场化转变。
化解产能过剩需要较长时间,要避免使用行政化的方式实现“快速”去产能。 要重视我们国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创造的成功经验。深化市场体系改革,让“市场调节”替代“政府推进”,让市场发现价格,让企业参与治理。去产能,要明确标准,这是一个长治久远的标准。在2017年去产能要换一个法子。
2016年,我国钢铁煤炭去产能任务提前超额完成,由此促进了行业状况好转、结构优化和环境改善。要说的是具体事情,低效退出工作并没有实质性展开。很多大中型国有和民营钢铁、煤炭产业集团都存在需要退出的低效产能。有的低效产能亏损是由于产品缺乏竞争力,有的则是由于冗员多、负债高、年限长、机制僵化等痼疾导致的生产经营成本高。
不同地区落实“去产能”各种奇怪现象。有的地区,较长期停产企业先行“去产能”;有的地区,“去产能”计划分配至当地企业,有能力的企业可以向其他企业购买产能指标;有的地区,政府相关部门给企业打分,分数低的企业执行“去产能”计划。不同的执行方法都可以保证“去产能”计划的顺利完成,一些方法也可以保证低效产能退出,例如已停产企业先行 “去产能”的方法,但也确实存在退出的产能中有高效、留下的产能中有低效的情况,还存在企业想向中高端升级也由于 “一刀切”式的控产能政策而不能实施技改项目的问题。除了执行方法需要改善外,国家缺乏低效产能的判断标准和高效产能的支持导向也是重要因素。
问题出在哪?政府管得太多,市场的力量太弱。
为什么要强调市场化去产能的观点?
可以说,产能过剩的体制性特点是过度干预经济所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曾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之前都曾经历过大规模的政府主导的投资。这些投资表现出明显的后劲不足,人为制造的需求快速回落,导致产能过剩问题愈演愈烈。
我提出市场化去产能观点的重要依据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轻纺工业去产能的经验,这个经验是成功的,是市场化的。轻纺工业是生产消费资料的工业部门,包括纺织、食品、电器、造纸、医药、日用消费品生产等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轻纺产品不仅是人民的基本生活资料。因此,轻纺工业的发展在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90年代末的轻纺工业面临产能严重过,国家没有保护,先是从纺织砸纱绽开始,接着是电冰箱及其它日用电器。结果是,轻纺工业全面走向市场。到现在,轻纺工业基本没有压力。相反,现在压力大的基本在国企,在重化工业。原因在哪里?就在于政府包办太多,是计划体制惹的祸。对这一点,我们国家认识深刻的人不多。
在去产能过程中,最需要政府重视并加以应对的是体制性因素。开始,采用行政方法有必然性,有客观因素。一是市场供需结构发生了变化。供应趋紧形势下完全依靠市场化手段“去产能”难以完成任务指标。二是“去产能”的难度逐步加大,需要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不过,作为一项长期工作部署,“去产能”不能一直依靠行政手段。因为,落后产能仍有生存空间,低效产能的市场化退出难以实现。政府缺少市场化调控的抓手,只能依靠行政手段平抑波动,虽然通过直接调控企业有效调整了市场供大于需的状况,但又形成了供应短缺下的价格快速、大幅回调。政府过度干预经济是造成产能过剩的一大根源。因此,在化解产能过剩的过程中,需要始终坚持的核心原则即坚持使用市场化的手段应对产能过剩。这个话,一开始就讲了,可是没有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