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国有企业从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逐步发展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与经营者，通过国内、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发展壮大呈现较强活力和竞争力，关键在于始终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通过市场竞争、逐步发展成为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市场主体。如今国企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如何“去杠杆”让国企与国际接轨推动科学发展，这是今后共同努力的方向。

 

　　1.关于“去杠杆”

 

　　新常态下，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动能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关键之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就是“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去产能、去库存既包括化解落后产能、消除产品积压和库存外，还包括按照“一带一路”和“自贸区”发展战略，支持企业把一些产业经过改造提升后“走出去”，在节能减排的基础上主动到其它国家和地区建设拓展空间。降成本包括优化投资软环境在内，核心是让企业成本降低、提高营利能力。补短板，包括通过投资与建设、补齐基础设施等短板。

 

　　“去杠杆”包括行政审批、金融等多方面杠杆，原先不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系列机制已经阻碍了发展，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的方式，坚决地给予去除。犹如红军长征原先有诸多坛坛罐罐导致行军速度极慢，只好处处挨打、损失巨大;接受失败教训后大胆丢掉包袱、轻装上阵，加上遵义会议召开把思想包袱一起去除，如此物质加思想的“去杠杆”，是中国革命从低谷开始成功实现转折、最终夺取胜利的法宝之一。

 

　　2.多轮的国企改革

 

　　第一轮是从改革开放起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短缺经济时期企业职工做多做少一个样、有没有正常生产一个样、产品质量好与坏一个样，通过承包制、租赁制等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的“大锅饭”体制，提高了企业效益。1984年福建省有55位厂长经理联名向省里最高领导“上书”要权，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冒着政治风险的，此举深深打动了时任省委书记项南，于是有了呼吁信在《福建日报》头版头条的全文刊登以及顷刻间席卷全国的国企改革之风。此轮的改革重点在落实经营权。

 

　　犹如医生治病时仅用外科手术，没有辅以其它手段是远远不够。由表及里、就有了从经营权改革向深层次产权制度改革的第二轮国企改革。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国内百年不遇的水灾发生，提出“一个确保、三个到位、五项改革”的发展目标，“三个到位”之首就是确定用3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此轮国企改革从产权制度改革入手，不少国企由姓“公”改为“非公”，大量的国企职工身份紧跟着置换。此轮国企改革的作用是“瘦身”，通过国退民进，国民经济焕发出活力。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世界性金融危机后，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国家出台四万亿元投资计划刺激经济发展。中央投资需要地方政府资金配套，为解决融资能力不足问题，不少地方政府纷纷组建国有企业来承担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作用——以城市路桥、保障房建设为核心组建城市发展集团公司，以国省道、高速公路等交通基础建设为核心组建交通发展集团公司，以原有的采矿、加工等为核心组建工业发展集团公司，以净水、污水等水处理行业为核心组建水发集团公司等等，地方政府期望上述的融资平台在“资本——资产——资本”的多次循环中做强做大，助推地方经济发展。

 

　　2015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2015]22号)文件启动新一轮国企改革。针对国有企业一系列矛盾和挑战：一些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尚未真正确立，现代企业制度还不健全，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有待完善，国有资本运行效率需进一步提高;一些企业管理混乱，内部控制、利益输送、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突出，企业办社会职能和历史遗留问题未完全解决;一些企业党组织管党治党责任不落实、作用被弱化等等，国家将启动分类推动、改变监管方式、鼓励混合经济、加强党的领导等多措并举方式推动国企改革。

 

　　3.简政放权与国企改革

 

　　行政审批是“去杠杆”的重大内容。近年来，中央政府开展多轮的简政放权——把大量的行政审批事项交给市场或由社会中介机构履行，凡必须由政府审批事项除重大复杂事项外，尽可能下放给地方政府。希望通过政府实施行政审批的减法和除法，进一步释放生产力，给市场带来加法和乘法，进一步刺激经济的发展。投资项目原先不分使用建设资金来源如何、对项目法人不加以区分，一律采用审批制;尔后改革为除依靠政府财政性资金投资的的项目外，一律采取核准制或备案制。审查投资项目是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原先采用鼓励、允许、限制、禁止类等“混合清单”模式，经过自贸区的“试验田”成功培育后，逐渐转化为“负面清单”模式。

 

　　政府简政放权给企业，国企特别是集团公司要做好衔接。一是政府不批后放给企业自我约束，企业必须加强建设，能够从政府接过来手来进行风险防控。二是政府还批的，如部分国企承担财政资金投资建设任务，按“谁出资、谁把关、谁负责”的原则，由行业主管部门会同财政、审计等部门进行监督、管理、服务。此类国企的上级——集团公司只要定期收到该类项目的各种报表，在项目推进遇到困难和问题时“雪中送炭”，出面帮助协调服务。反之，强制规定此类项目必须经过集团公司严格审批——在政府与集团公司重复审批浪费精力的基础上，一旦两者的审批结果不一致时，下属企业就添堵了。政府简政放权的“最后一公里”是要把审批权直接下放到最基层企业，倘若中间环节堵塞就不好了。

 

　　如果说简政放权是给国企“松绑”，对国企考核则是“约束”。一方面，必须在分清公益与商业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细分——竞争类国企，以公众公司为主要实现形式，积极推进整体上市或核心业务资产上市，稳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功能类国企，运用市场机制，促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公共服务类国企，进一步理顺与政府关系，探索“政府购买服务+特许经营”等市场化运营模式。另一方面，国企类别不同，考核相应变化——竞争类国企，重点考核股东价值、主业发展、持续能力。功能类国企，以完成战略任务或重大专项任务为主要目标，兼顾经济效益。公共服务类国企，以确保城市正常运行和稳定、实现社会效益为主要目标，努力成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统一的服务质量领先公司。混合型国企，重点做好跨类业务的分别认定、分业核算和分类考核。

 

　　投资、消费、进出口是驱动经济发展的“三架马车”，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如何扩大民间投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国有企业既承担着众多财政性资金投资建设的重担，又承担着国有资金的投资建设任务。如何以有限的公有资金(财政资金、国有资金等总和)撬动和吸引更大的投资，充分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这必须大胆改革、引入股份制以及混和型所有制经济的积极元素。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基础上，国有企业应遵循“有所为、为所不为，集中财力办大事”的精神，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在谋划一批、签约一批、开工一批、建成一批、增资一批的“五个一批”以及交通、能源、工业科技、农业、社会事业、城建环保、商贸服务业等“七大领域”项目会战中，积极用好专项建设基金和重大投资工程包的“工具”，聚集更多生产要素，进一步推动龙岩的科学发展。

 

文章摘自2016年10月17日《中国发展网》

图片来源：找项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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