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国家发改委在举行发布会时表示，今年钢铁煤炭去产能目标任务必须完成，各省区市签订的目标责任书就是军令状，年底要一一盘点交账。没有完成全年任务的，都将被严肃问责。

 

　　据了解，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已累计退出煤炭产能9500多万吨，完成全年任务的38%，累计退出钢铁产能2100多万吨，完成全年任务量的47%，均未达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要求。

 

　　一方面是政府高层就企业“去产能”频频喊话，一方面是一些地方或企业在面对过剩产能时的按兵不动。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之首的去产能，目前遇到的挑战重重。另外，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前一些地方缺乏对中央政策的深入理解，从而忽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并阐述了新常态的九大特征。正是在这一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大逻辑下，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成为应对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大国家战略。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一种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又是什么?近日，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周绍朋接受了《国资报告》记者的采访，他主要从供给和需求之间关系出发，深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结合中国经济体制三十多年来的变革，周绍朋指出，当前需求侧管理对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越来越小，而供给侧积累了诸多问题和矛盾，以及供给机制的改革滞后等，是上述问题的三大成因。

 

　　首先，需求侧管理对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越来越小。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任务在于实现供需基本平衡，但在不同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形态下，实现平衡的方式也不同。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用行政手段和指令计划来配置资源，实行的是以产定需。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决定社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怎样生产和为谁而生产。

 

　　“既然中国要实行市场经济，社会生产就要以市场，即以需求为导向，从企业角度讲，就要实行以销定产。改革三十多年以来的中国高速经济发展，主要是通过调整需求结构，增加需求总量来实现的，但是，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也出现了经济结构不合理和创新不足等问题，需求侧管理对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越来越小。”周绍朋分析道。

 

　　在他看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主要是通过需求侧管理，即通过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断扩大需求，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即三驾马车)实现的。

 

　　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外需受到了很大影响，为了保证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又采取了通过增强政策力度，以扩大内需的方针。但强刺激也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副作用，特别是进入经济新常态以后，靠政策刺激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需求侧管理对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越来越小。这使人们不得不对过去从需求侧进行宏观经济管理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进行反思，从而开始把目光转向供给侧管理和改革的宏观经济管理方式。

 

　　其次，由于长期以来对供给侧的改革和结构调整重视不够，使得供给侧积累了诸多问题和矛盾。如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恶化等。其中，周绍朋尤为强调供给结构不合理，不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矛盾十分突出。如人民群众需要的某些消费资料要到国外去购买，不少行业在产能过剩的同时，一些高端产品还要靠进口来解决等等。

 

　　最后，供给机制改革滞后。当前中国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求下滑，出口需求低迷是造成经济增长乏力的根本原因。但需求与供给是对立的统一，需求不足不能只从需求本身找问题，还要从供给方面寻求深层次原因。

 

　　基于此，周绍朋认为，需求变化快于供给变化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而这只是供给机制改革滞后的客观原因。从主观来讲，中国经济体制的供给侧市场化程度远低于需求侧市场化程度。在不少方面，可以说需求侧是市场机制起作用，而在供给侧还主要是计划机制，或者是政府在起作用。

 

　　因此，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用市场化的方式化解产能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即所谓的“三去一降一补”成为主要发力点。而如何从供给机制着手化解产能矛盾，则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要任务能否取得突破的关键。

 

　　“目前，去产能的重点是钢铁和煤炭等两大行业，但去产能问题比较复杂。去哪些不去哪些，不仅要看现在的供求情况，还要看未来。”面对去产能这一突出矛盾，周绍朋认为，产能过剩本来就是一个盲目投资的结果，去产能就不能再具有盲目性。

 

　　长期以来，由于投资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市场的盲目性、滞后性不仅没能得到及时矫正，反而与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的非理性行为迭加起来，从而造成了供给结构不合理和供给机制不灵活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只有通过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加以解决。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可以使供给侧的市场机制更加健全，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可以使政府职能在供给侧得到更好发挥。在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市场机制和政府职能的完美结合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周绍朋告诉记者。

 

　　自今年2月4号出台的国务院6号文明确提出要用“5年时间化解钢铁过剩产能1-1.5亿吨”后，包括奖补资金、财税支持、金融支持、职工安置等在内的八项配套政策以及整体实施方案全部制定完成。

 

　　目前，与去产能相关的政策制定在按部就班的制定和公布，去产能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政策落实层面。“去产能，归根结底还是要由企业执行，因为企业是市场主体和独立法人。”周绍朋告诉记者。

 

　　除了用“看得见的手”来调节，周绍朋认为，可以从市场化资源配置的角度寻求去产能得出路。通过提升企业价值链、优化供应链、完善产业链(以下称“三链”)的办法，来确定一些产能的去留，从而达到产能的优化。

 

　　2016年8月15日，宝钢与中石油实行交叉持股，此举被看作是产业链条中相互关系的需要。

 

　　国企应发挥龙头作用

 

　　为什么通过重塑“三链”能够有效去产能，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良药?

 

　　“‘三链’是一个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从面到体的网络体系。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通过‘三链’的不断提升、优化和完善，会把那些先进的优质产能联接融合在一起。而非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主要环节的落后产能就会被去掉。”周绍朋告诉记者。

 

　　首先是提升价值链。“顾名思义，价值链就是通过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来创造价值、提升价值所形成的一个链条。从总体上看，价值链主要是企业内部的问题，呈点状。”周绍朋表示。

 

　　由于价值链从创造价值的地位和功能划分，可分为基本增值活动和辅助增值活动。因此为了提升价值创造的效率，企业应尽可能减少那些辅助增值活动，对价值创造作用比较少的环节进行转移、外包。价值链也可以通过供应链延伸到企业外部。价值链是供应链产生的前提，供应链则是企业价值链运行的必然结果和延伸。通过提升价值链，可以解决一些企业内部的产能过剩问题。

 

　　其次是优化供应链。供应链是企业之间由于供求关系形成的链条连接，它是对多个企业而言。“一些大型企业集团可以构建自身的供应链，但中小型企业一般很难构建自身的供应链。像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均有企业自己一条独特的供应链，有直接的、间接的供应企业，它们相互之间形成就形成了供应链。”周绍朋解释道。

 

　　由于供应链属于企业之间的供求问题，它通常由一条或多条线构成。因此，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优化供应商，使企业的产品质量和价格具有优势。另一方面，企业通过形成一个固定的供求和物流关系，还可以降低供应和物流成本。供应链是产业链形成的基础，而产业链是供应链的综合与发展。因此，通过龙头企业供应链的优化，就可以淘汰那些链条以外的落后产能。

 

　　最后是完善产业链。“产业链是各产业内部基于一定的生产技术和经济关联，并依据特定的逻辑关系和时空布局形成的产业链条，它是具有某种内在联系的企业群体结构”。在周绍朋看来，产业链一般由一个龙头企业和链条上的诸多企业构成。通过龙头企业的辐射和带动，从而形成产业链条。产业链是产业体系的载体和组成部分，产业体系是众多产业链的交叉和融合发展。

 

　　“本次改革中，很大程度上需要国有企业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通过提升价值链，优化供应链和完善产业链，即通过企业自身供给机制的改革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而达到‘三去一降’一补的目的。”周绍朋表示。

 

　　对此，他建议，国有大型集团企业要认清自己作为龙头企业的优势，通过整合供应链，强化竞争机制，以实现供给机制变革。国有企业要在供应链上发挥主要作用，从而将整个产业链带动提升起来。

 

文章摘自2016年9月13日《国资报告》

图片来源：找项目网

去产能 供应链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