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处于增速换挡期,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过去以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经济结构转型尚未完成,新的增长动力还有待继续开发。在此情况下,社会上时常能听到一种声音,呼吁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以达到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目的。这既反映了人们对经济增速下滑的担忧,也表现出公众对货币政策的迷信,更说明社会对经济增长过程和趋势缺乏理性的思考。我国经济由高速转入中高速增长轨道,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同时也暴露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结构性问题,而这些结构性问题是难以简单的通过宽松货币政策解决的。2012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用局部农田缺水,央行却不能挖渠放水使之流向特定干旱农田,来比喻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失效。

 

　　在我国货币和信贷总量以及企业的杠杆率都已经处于较高水平的情况下,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带来的不是经济增长和转型,反而是不断累积的风险和隐患。周小川在出席2015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提到,新常态下要进一步加大资本市场发展力度,同时也要考虑货币政策的稳健程度,改善杠杆率不断提升的现象。

 

　　面对新形势,当务之急是尽快探索供给侧改革新形势下金融调控的方式方法,找准金融调控重点,提高金融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我们认为,新形势下我国金融调控的重点是提高资金配置效率,降低资金错配和扭曲,让边际产出和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能顺利地获得金融资源支持,从而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和健康发展。

 

　　资源错配的含义及其影响

　　经济理论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研究如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以实现产出最大化。在理论分析中,理想的情况是不同产业或企业的边际增加值是相等的,即额外的一单位资源无论投入到哪里,都能获得相同的边际增加值。如果额外的一单位资源投入到不同企业或产业所获得的边际增加值不同,我们就说经济出现了资源错配,即资源没有投入到能产生最大价值之处。

 

　　在实际经济中,资源错配是广泛存在的。从宏观上来讲,不同国家之间的生产率存在巨大差异,在全球化背景下,技术、资金、管理经验等资源跨国流动的障碍逐渐降低,很难把不同国家之间的巨大生产率差异归咎于资源流动壁垒。相关研究表明,不同国家之间生产率如此悬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源错配。例如,Peter·Klenow等人通过测算中国、美国和印度三国不同部门的边际产出价值分布得出,如果这三个国家的资源错配被完全消除,那么产出将会分别增加115%、43%和127%。从一个国家的内部来看,不同企业和行业(产业)的边际产出也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也是不同国家发展路径迥然不同的重要原因。

 

　　虽然资源错配是一个微观层面的概念,但是其宏观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微观层面的资源错配势必会累积传导到宏观层面,对经济增长造成严重拖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降低、消除资源错配,将会拓展经济体的产出边界,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我国资金配置效率有待提高

　　金融是经济的润滑剂。早在1969年,Goldsmith首次进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跨国实证研究就确认二者关系的存在。随后的大部分研究继承了Goldsmith的研究传统并认为金融系统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金融市场发展迅速,对于促进经济增长起到了较大作用。当然,我国金融市场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一是我国企业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的比例不高;二是“金融压抑”,具体表现是官方利率长期低于市场利率;三是国有企业(包括政府融资平台)和民营企业(主要是中小微企业)获得信贷的门槛截然不同,作为推动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民营企业在信贷方面存在严重的被歧视,而效率相对低下的国有企业却具有获得信贷的先天优势;四是国有企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对信贷价格敏感性较低,信贷需求刚性较强。上述四个特征的直接结果就是信贷资金的严重错配,高效率的民营企业难以通过正常渠道获得信贷支持,而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却获得了绝大部分的信贷资源。有学者指出,虽然非国有部门对中国GDP的贡献超过了70%, 但是它在过去十几年里获得的银行正式贷款却不到20% ,其余的80%以上都流向了国有部门。实际上,1990年至2009 年,银行对国有经济部门的贷款占总贷款比重一直保持在近80%或以上的水平。相关统计表明,我国所有类型的企业中,国有企业的负债与所有者权益之比是最高的,但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只有私营企业的三分之一,外资企业的二分之一 。这就意味着当前的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存在错位,非国有企业的融资需求受到了很大的抑制,严重制约了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资金错配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获得信贷的价格差别很大。相关统计表明,从贷款利率上来看,国有企业要远低于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

 

　　信贷资源错配在经济波动的下行周期表现的更为明显。在经济衰退期,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受到的信贷约束是完全不同的,首当其冲受到信贷冲击甚至抽贷的是民营企业,而国有企业的信贷资金基本上不受影响。在国家刺激政策的作用下,首先得到信贷资金支持的也是国有企业。

 

　　上述现象的一个直接结果是银行信贷并不一定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相关研究也对此给出了实证支持。有学者研究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甚至区域经济增长与银行信贷之间呈较弱的负相关关系,其原因在于更多的信贷分配给了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资金配置效率决定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目前,我国资金多、资金贵、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仍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从银行经营的角度来看,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综合考虑风险、成本和收益等因素,信贷资源向安全性较高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倾斜是理性的选择。但是银行理性的选择并不一定能得到对经济增长有利的结果。长期以来,资金错配一直是阻碍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重要因素。这种资金错配造成生产资源的错配,直接导致总体生产效率低下。

 

　　政策建议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金融深化不仅能通过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能够增加资源流动速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一般来说,货币政策属于总量政策,具有水涨船高的特点,单独调控货币总量难以解决困扰我国的结构性问题。在供给侧改革持续推进的情况下,减少金融资源错配,为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添薪加柴,我国金融调控应该注重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要更加注重金融定向调控。面对新常态,中央银行在运用传统调控模式的同时,要注重信贷结构优化,充分发挥定向降准、差额准备金动态调整、组合式降准、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优化信贷投放方向,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充分发挥货币政策支持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

 

　　二是要更加注重非信贷渠道的作用。需要财税政策和监管政策协同配合,建立有利于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的财税政策环境和金融支持环境,让流动性如春雨润万物一样渗透到实体经济当中,使实体经济中的小苗长成大树。周小川曾经指出,货币政策可以为结构改革创造机会,但单纯依赖货币政策也会带来风险。在货币政策微调预调的同时,需要产业政策、财税政策等其他相关政策的协同配合。

 

　　三是更加注重价格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货币量与经济指标之间的相关性逐渐下降的情况下,央行的货币政策框架应逐渐从数量型调控向价格型调控转变,使价格(利率)的“无形之手”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有效解决当前由于利率低估引发的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

 

　　四是更加注重民间金融的作用。民间金融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中小微企业,是正规金融渠道的重要补充。民间金融的存在与经济发展和需求是分不开的,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是金融市场的两个轮子。民间金融只要合理有序加以引导和规制,将会对金融资源合理配置进而促进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文章摘自2016年8月27日《证券之星》

图片来源：找项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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