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今天这个话题是关于东北目前的经济改革的情况。先谈谈东北经济的历史情况。东北的经济是中国近现代经济的一个发源地。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援建我们的156项大型工程，主要都是工业企业，大概有将近三分之一是分布在东三省的，当时奠定了中国的近现代工业的基础。最早计划经济来自东北。计划经济的基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工业基础，尤其是重工业基础，一个是计划经济的体制，包括对人们观念的影响。上一轮的国企改革是从1998年到2000年，当时是国企很困难的时候，国有大中型企业亏损面39.7%，但是实际达到了60%。中小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大概90%，按照现在的观点叫做僵尸一片，这对财政，对人民生活，对社会稳定发展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当时中央决定，用三年的时间来实现国企脱困。当时我在国家经贸委国有企业脱困工作办公室工作。

 

　　在那种情况下，东北经济大面积亏损，停产、半停产的企业到处都是。当时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一个是政策性破产，一个是债转股，另一个是下岗分流。下岗分流是一种无奈之举，对当时的职工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当时国企的亏损严重，不仅是东北，全国都在探索如何突围?如何用改革的办法解决脱困。最典型的一个案例，当时地方开始探索改制分流，将地方国有中小企业进行民营化，第一实现产权置换，第二实现职工身份置换。实现产权置换目的是解除政府对国有企业承担的无限责任，让企业就走向市场;身份置换是解除国有企业对职工承担的无限责任，让职工走向市场。这两个置换，正标志着我们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企业再造的关键。

 

　　改制分流，一方面是企业制度的变革，另外一方面就是减少职工下岗分流。下岗分流跟改制分流的区别在于下岗分流就是职工进入再就业中心，经过一定的培训，自谋出路。我们的企业工人的技能都是高度专业化，有明确分工的，技能单一，一旦走向市场再就业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改制分流，就是仍然在企业工作，没有下岗，没有自谋出路跟着企业一起进入市场。工人原来是做什么工作，仍做什么工作，这样减少职工下岗分流的数量，使得职工有更好的谋生的一种途径。

 

　　整个过程是非常不容易的，当时国家的政策还没有出台，我们采取了改制分流安置人员的办法，对改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国企职工出身的人，在这儿工作了一辈子，一切都靠着这个单位制企业，如果企业出现变化，要改变原来的体制，很容易引起恐慌。

 

　　经济发展必然的四个阶段。衰退、萧条、复苏和繁荣、，或称衰退、谷底、扩张和顶峰。这样的经济周期，在40年里经历了几轮，这是经济的规律。

 

　　产能过剩对东北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很多企业开工严重不足，甚至停产、半停产。这样就会出现工资难以发放或拖欠工资的情况。

 

　　东北的民营企业相对落后，政府过多倚重重工业和国有企业，民营经济的发展相对落后，很多东北人才往南方创业了。

 

　　东北经济产生困难之后，东北地方政府更多地指望中央的支持，发放更多的投资过去，有了项目投资，期望就业、产出问题就解决了。另外，他们特别希望中央企业加大对东北三省的投资，他们还是指望加大投资来解决困境的问题。可是中央企业也是企业，也要追求效益，而它现在本身产能过剩，自身就很困难，怎么可能盲目投资呢?这两个想法本身都不现实。即使中央加大对东北投资，中央企业到东北投资，即使是这样，也不解决问题。

 

　　我观察到的东北的一些企业，内部的潜力是非常大的。改革的愿望是非常强烈的。我们只是缺少具体有针对性解决问题的政策和支持。

 

　　国家发改委前后发布了几个振兴东北的文件，最近一个文件提出了改革的议题。我在东北振兴论坛上的核心观点，就是东北问题的关键是改革，不是加大投资就能够解决的。当时在会上我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具体建议，比如说根据我在东北的调研，我最近在财经杂志发了一篇文章叫做《分红权改革是符合人性的改革》。分红权改革是我经过长期调研得出的一个建议，它几乎没有门槛，不涉及到改制、程序、评估、审计、挂牌、流失和员工下岗，就可以启动改革。而且就改变企业的目前的状态可以很快见效。

 

　　分红权改革的启发的来源在于民营企业，全国大概一万多家民营企业实施分红权改革，根据我的调查发现凡是用了分红权改革的民营企业，实施一段时间利润后增长了30-80%。

 

　　分红权改革的本质是什么?是共享制。中央十三五规划提出共享的理念，这个理念是一个现代的理念。即让广大的企业员工(国企、民营、外企)跟企业的股东共同创造企业的价值，共享企业的利润，共享企业的收益。这样的话，对传统的观念是颠覆性的。传统观念是谁投资谁收益。现在的观念应该叫做按资分红与按劳分红相结合，企业的价值既有资本带来更有劳动带来的，尤其是高科技企业，企业的价值主要是由高科技人员的劳动、创作带来。这次全国科技大会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解决了职务发明中发明人及发明团队的产权问题。

 

　　民营既然通过实施分红权改革能够摆脱困境，扭亏为盈，增加效益，国企的条件比他们还好，为什么不能做?现在企业亏损，有大环境的影响，主要原因是内因，什么内因?一个因素是腐败，这直接导致企业亏损。一个是浪费。浪费的结果是什么?直接导致企业亏损，没有任何人获利。通过共享制解决腐败、浪费问题。分红权改革给职工带来的变化就是，职工从打工仔变为企业主人，这是革命性的变化。民营企业的打工仔跟民营企业老板共同成为企业的主人。传统观念的劳资矛盾，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分红权改革的源头是三百年前山西票号(钱庄)的身股制度。我们老祖宗用身股解决了委托代理制的内在矛盾。西方委托代理人制度的矛盾他们今天仍然没有找到根本上解决办法，我们三百年前就解决了。国有企业改革可以用这个办法。国务院国资委【2008】139号文，明确可以搞分红权改革，但基本上没有什么动静。为什么?担心国有资产流失。

 

　　改革有一个探索的过程，法律有一个完备的过程，改制企业大多数是规范的，改制后的效果也是好的。对于资产流失，我们首先搞清楚什么是流失，流失跟改革什么关系，实际上改革当中必然会出现流失，不可能没有流失，我们讲的不许腐败还有这么多的腐败。只要规范运作，大的流失是可以防止，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小的流失永远有，改革的成本。不改革天天在流失，不改革产生更大的流失。人们关注是交易过程中的流失，而忽视改革停滞所造成的更大的流失，这个问题如果不能解决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国企改革的推动。

 

　　企业价值既有资本带来，又是劳动创造的。我们应该承认分红权改革使广大干部员工分享收益，不是国有资产流失。

 

　　我对东北问题的认识归到一句话：改革才能解决问题。加大改革力度，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解放生产力。分红权改革理论上讲不需要付出一分钱的成本，我们提倡增量利润分红，没有改革的成本，没有改革的风险，只需要有人敢于承担责任。不需要国家的投入。只要能够调动广大员工积极性，就这么一条就够了，让他们自己好好干活，自己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通过激励让他们好好干活同时分享经济成果，东北经济就会发生变化。这是我东北调研的结论。

 

　　提问环节：

 

　　提问：您讲的分红权改革，怎么样避免以前在南斯拉夫职工自治当中出现的涨工资，发奖金这些问题?

 

　　周放生：第一，我认为南斯拉夫工人自治主要在存量分配上打转转，分红权改革是在提高企业效益的基础上共享。南斯拉夫是在已有的收益上如何分配，短期行为容易吃光分净。更多往福利上倾向，更多用于个人福利，不是激励大家在创造更多的价值。分红权改革是利润共享制，股东说了算。南斯拉夫吃光分尽是工人说了算，没有股东制衡肯定不行，只会可劲分。我们现在产权是明晰的，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不可能允许随便分。假设企业已经实现了500万的利润，基数500万不动，超过的部分共享分红。严格审计的基础上保证不做假账。管理层、科技人员和业务为主的骨干员工。他的感觉我没有出资，但是这个蛋糕做大有我们的一份，他就好好干活。解决了一个好好干活的问题，解决了一个当企业主人的问题。

 

　　提问：我是通化钢铁子弟，我觉得东北国企改革除了政策上的问题，人力资本也成为东北发展很严重的限制条件。您刚刚所说改制，核心是希望保持员工的积极性，可是很少有吸引我们回去建设的驱动力。

 

　　周放生：根本上要解决解放人的问题，也就是说，你自己的创造，你的贡献，能不能共享的问题。东北的那些老国企当中人才济济，他们也做了很多的贡献，他们的潜力大得很。怎么释放出来?这是我们对各方面要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无论是东北还是大西北，职工的心态都是差不多，都是对民营企业进来的恐惧，害怕失业。事实上，通过改革和改制、重整能够解决问题，把一个困境企业改变成一个正常企业，职工仍然有工作。

 

　　提问：您讲的大部分都是分红的问题，这仅仅是针对员工积极性，只要调动工人积极性，国企问题就能解决吗?

 

　　周放生：分红权改革解决的是好好干活，解决的是如何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这是是内因。如果没活干，产能过剩，产品销售不出去，这就涉及到企业的转型，升级到整体的结构调整，那就非常复杂了。分红权改革并不包治百病，它只是一个突破口。通过这个撬动起来，把现在存量的问题解决了，把腐败浪费的问题逐渐解决了，逐渐扭亏为盈，逐渐摆脱困境，员工利益跟企业利益连在一起，人们的潜质会发挥出来，大家有好好干活的积极性，他们能够共享自己的劳动成果。因为所有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主人缺位。

 

　　提问：对分红权的改革就是把公司利润拿出来一部分分给员工提高刺激性?改革会不会没有效果?

 

　　周放生：改革就是增量利润拿出来一部分员工跟股东共同分享，这是由易到难的过程。不会没有效果的，20年的实践一万个企业证明是有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提问：前段时间报道说中央要求国企高层降薪。您有做这方面调研和实际的了解吗?

 

　　周放生：现在是讲最高限薪。这样的做法已经用到子公司、分公司中去了。不单是母公司的高管限薪，这个降薪的道理就是工效挂钩，即效益好涨工资，效益不好降工资。道理上似乎讲得通，但是降工资能够解决企业亏损问题吗?如果越降，职工积极性越高，咱们就降到0，不给大家发工资，是不是积极性最高?这符合人性吗?现在我建议的办法不是越亏损越降工资，而是用增量利润分红的激励来解决企业效益下滑问题。

 

　　提问：您在这个改革构想里终极目标是什么?

 

　　周放生：最终实现产权制改革。先选择一个突破口，把这个企业激活，让大家有积极性好好干活，创造效益，扭亏为盈，提高竞争力，最起码活下来。先在这个基础上逐渐推进产权制的改革。

 

　　提问：改革这一轮债务问题怎么样解决?

 

　　周放生：现在企业都希望债转股，这样本息都不需要还。债转股实际上在鼓励道德风险，拼命借钱，没有效益就债转股，我是不赞成无条件搞债转股的，因为这实际上是在变相逃债。

文章摘自《凤凰网大学问》

图片来源：找项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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