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企不分仍是困扰和束缚目前国资国企改革的瓶颈，惟有坚持问题导向，国资国企改革才能走出困顿和迷惑，才能打破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制度性瓶颈。

 

　　政企不分为何“一直未改”

 

　　政企不分是深化国企改革的机制性缺陷，换言之，这是先天性不足，而相关部门又常常陷入矛盾状态，对深化国企改革的态度是抱在怀里怕瘫痪(国企没有活力)、自我革命怕伤残(政府没有了权力)、放到市场怕紊乱(担心国企没有竞争力)，这就出现了现实中看到的国企改革就像“戴着镣铐跳舞”，有一种凄美的感觉。1992年提出“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国企改革以来，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提出的目标和方向可以说是很“丰满”，但从近30年来的实践看很“骨感”。这不是市场不给力，而是体制推动无合力、相关部门无压力、关键岗位不卖力。

 

　　主要表现为：思路常变、循环反复、不接天线。所谓思路常变就是没有始终坚持现代企业制度目标导向，国企改革的一些体制机制设计缺少一线调研，许多思路不接地气;所谓循环反复主要体现为朝令夕改，比如实施董事会试点，一拍脑袋在某一国企设立了董事会，没过一年取消了，导致国企改革无所适从;所谓不接天线就是典型的外行指挥内行，一刀切，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今天要求国企这样明天要求那样，没有建立一种让真正懂企业的人去改革、管理企业的运行机制。

 

　　可喜的变化是，2013年起，上海逐步推进从管企业到管资本的转变，强调从管国企转向管国资、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国有资产资本化等。2015年，“市场”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出现多达35次。2017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推进职能转变方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三份文件都是国字头、重量级的，都围绕一个核心：市场化经营。

 

　　但政企分开谈何容易。2003年起，各级国资委成立，试图在国企管理体制层面改变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经营管理的局面，但结果一般。有数据表明，国企“行政选拔”和“行政级别”现象严重。

 

　　政企不分为何“一直在谈，一直未改”?原因在于国企改革近30年，一直没有解决好两个问题，即国企经营方式市场化与国企体制机制的市场化，我概括为三个“位”，即政府如何定位、企业需要换位、监管不能缺位。就是说，政府要当好“婆婆”，不该管的不要管;企业要懂得换位思考，当好“媳妇”，不该做的不能做;外部监管不能“走马观花”，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具体表现在：

 

　　首先，政企不分源于政府对社会管理权和企业经营权的混淆，监管部门未能正确定位自身的管理权限。政企不分的矛盾不在企业，而是背后国资国企监管制度与现代企业制度相冲突的矛盾，是政府管理供给侧改革不到位的“不合规”状态。

 

　　其次，政企不分源于一直以来的行政管理体制，导致政府的行政化管理惯性。例如，国企有行政级别，都与当地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非上市国企的管理更是有着“政府是娘家，政治牌优先”的说法，这就有了国企改革在政企分开的道路上“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尴尬。

 

　　再次，政企不分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是《企业法》转向《公司法》过程中的磨合问题。当前的国企特别是上市国企，更多的需要建立在《公司法》的基础上实现公司治理。即国企应从《企业法》向《公司法》转移，从行政关系变成股权为纽带的出资人履行管资本的关系。

 

　　去行政化、走市场化、促规范化

 

　　解决政企分开，关键在于去行政化、走市场化、促规范化。政府要放权，要回归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将资源配置的决定权和企业的经营权归还给市场与企业，要正视以管资本为主的监管体制改革，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公司制改革，要推动以混合所有制为核心的产权改革。否则必然出现，国企改制风生水起，国资改革“雾里看花”，两头忙、两手空。推进改革的方向是坚持去行政化，推动改革的动能是坚持走市场化，保障改革的关键是坚持促规范化。政企分开，破解行政与市场体制机制冲突的关键是要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具体措施有三点。

 

　　其一，围绕“放权”，坚持“去行政化”，回归政府和企业核心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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