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症状”可以理解为当年政企分开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制度问题。更为关键的是，这类央企内部往往存在一些经营比较困难、历史包袱沉重的二三级企业，面临着债权债务、法律纠纷、人员安置等许多历史遗留问题，而这些恰恰成为制约公司制改革的难点。

 

　　比如在某电子信息通信类央企的二级公司里，既有平均年龄不到30岁、硕士以上学历超过80%、从事前沿科技的“高新”企业，也有平均年龄接近50岁、依靠出租物业为生的“老弱”企业。

 

　　“在新公司推什么都容易，在老公司干点什么都难，很难一个尺度管理。” 该央企改革办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就连身份都不一样，后来的年轻人都是签合同，老同志很多转制前就在这里，有的还是事业编制。”

 

　　“从实践层面看，越是一些老国企，历史遗留下来的纠纷或问题就越多，很多是制度性的，要在短时间内有效解决非常不易。”为多家央企从事过咨询的中智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总监孟现富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

 

　　债务显然是所有亟须解决问题的核心。在中国诚通董事长马正武看来，(公司制改革)要在统筹考虑债务和人员安置的前提下，加快僵尸企业的出清和困难企业的解决，重点还是解决金融债务的问题。“解决金融债务的问题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坚持风险不外溢，但是在执行上，政府部门的协调推动很重要。”

 

　　尽管任务艰巨，但可以预见的是，在决策层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下，国企全面进入公司制时代将只是时间问题。《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注意到，监管层在资产评估和清理过程中，相应提供一部分优惠的税收政策给企业，用来鼓励其加快整体公司制改革的进程。

 

　　面对外部的“胡萝卜加大棒”，和内部的改革诉求，央企没有理由懈怠。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王炳华表示，国家电投有望在国资委统一要求的改革时间节点前完成集团层面公司制改革的任务，甚至有希望在十九大召开前完成。“现在正是推动集团层面公司制改革的最好时机。”

（文章摘自2017年7月18日《中国经济周刊》）

图片来源：找项目网

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