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以及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强调把混合所有制作为国企改革的突破口。混改是为了让国企的资本优势同民营企业的灵活机制实现有效的结合;但要使混合所有制企业真正发挥人们期盼的作用，还有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比如现有的国资监管体制和混合所有制如何兼容，怎么让非国有股东发挥积极作用?混改后混合所有制企业同纯民营企业之间能否公平竞争?另外，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有股比重或者单一非国有股权占比既是容易引起争议的地方又是真正改善国企公司治理、业绩的关键所在，国有股比重或者单一非国有股权占比多少才合适?

　　就这些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给我们做了解答。

　　对国资监管体制如何和混合所有制兼容问题，张文魁指出，需要做到“去监管、行股权;降比重、搭便车”。张文魁表示，“国资监管”这个概念实际上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真正要做的是行使股权，按照持股比例来行使《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规定的权利就行了，不需要特别的国资监管。张文魁指出，现在国资监管包括对企业的资产处置等各种复杂的程序，如果对混合所有制企业也实行这类监管，实际上不利于“盘活存量”;另外，一些对人的行为监管，譬如按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管理方式限制企业人员出国考察或谈判次数等，也并不符合市场化经营的惯例。

　　接着要“降比重”和“搭便车”。张文魁表示，应降低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国有股的比重。他指出，现在很多混合所有制企业都是国有控股甚至是国有绝对控股，有些企业国有股的比重还远远高于51%，难以形成合适的股权结构。因此，国有股比重应大幅下降，在一些一般竞争性行业或商业类行业中，国有股的比重完全可以降到50%以下，甚至不控股参股也是可以的。如果这些行业中国有股比重退至“参股”的地步，即非国有股东超越国有股东成为第一大股东，而国有股东退居次要位置，这实际上就是要让国有股搭乘非国有股的“便车”。通过搭乘非国有股的“便车”，国有资本效率会更高、收益会更好，这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未来应该按照这个方向去走。

　　对混合所有制企业同纯民营企业之间能否公平竞争的问题，张文魁坦言，的确有一些疲于应付激烈市场竞争的民营企业参与国企混改或跟国有企业合资设立新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是为了能够获取一些资源和优惠政策，希望政府给予更多“绿灯”，但这么做实际上就把混合所有制搞歪了。他认为，对各类资本应一视同仁;一方面要防止出现“管制俘获”即监管部门被国有企业或混合所有制企业“俘获”;另一方面，国家也应改变对国企的“父爱主义”情结，这种“父爱主义”导致很多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也因此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他认为，现在的债转股问题根源就在于此。

　　国有股比重或者单一非国有股权占比问题，张文魁提到“股权结构拐点”概念。他指出，在一般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特别是非上市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中，股权结构拐点是非国有股权比例达到33.4%。在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中，只要这个非国有股东持股比重达到了国有股东持股比重的二分之一，非国有股东就很有可能成为积极股东。他研究发现，越过股权结构拐点之后，混改的国企可能出现明显的业绩改善，非国有的股东可以发挥实质性的制衡功能。张文魁也承认，有些混合所有制企业，虽然非国有股比例也比较高，高到跨越了股权结构拐点，但是还是难以“顶住”所谓的监管和各种不当的政府介入。这反映了监管的力量和惯性是何其强大。但他相信，非国有股的比重再高一些、更高一些，“顶住”的力度就能再大一些、更大一些。

　　以下为专访内容。

　　提问：19大包括2016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突出强调混改，把混改作为国企改革的突破口。混改的目的是让国企的资本优势跟民营企业灵活的机制结合起来。我们知道国企有过多的监管、审查和汇报，现有的国资监管体制会不会妨碍非国有股东的积极作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张文魁：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现有的国资监管体制与混合所有制是否兼容的问题。这里的国资监管不是指那种普遍性的行业监管，比如金融监管就属于行业监管，也不是那种社会性的监管，譬如说环保督察这种监管属于社会性的监管。而国资监管不但涉及到国资委一些管理职能，也涉及到别的一些部门譬如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还有组织部的一些监管职能。

　　这些对国企的监管现在是密密麻麻的，不光要管人，而且对很多企业经营行为也进行监管，甚至有些还涉及到企业的经营决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纯国有企业，有意见的也只是国有企业的管理层。但如果混改有非国有股东进来之后，可能还会有非国有股东高管人员进到混合所有制企业里来。这时候原来那一套非常复杂、繁锁的监管，就不光是原来国有企业管理层的人认为有很多政府的干预或者束缚，实际上非国有股东推荐的董事和派出的高管也会有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