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交易专家　　投融并购顾问

　如今，这家1958年建成投产的老牌钢企，正陷入近60年发展史中最为艰难的时刻。
　　2015年，武钢股份净亏损75.15亿元，较预亏增加约10%，超过预亏69.6亿元的酒钢宏兴，暂列“亏损榜”首位。这亦是武钢股份自1999年上市以来首次年度亏损。
　　武钢股份为武钢集团旗下核心资产，位于武汉市青山区。武钢股份于2007年达到盈利巅峰，净利润高达65.19亿元，此后一路下行，2012年跌至净利2.1亿元的低谷。
　　4月中旬，在武汉举办的一场钢铁行业会议中，武钢集团副总经理、武钢股份总经理邹继新，将“人多、债多”列为武钢面临的两个“突出问题”。“武钢青山本部职工还有5万多人，人工成本高，必须下决心解决劳动生产率的问题。”这位在武钢供职27年的负责人说。
　　武钢集团董事长马国强在今年“两会”期间称，目前武钢集团从事钢铁主业的有八万人，约一半以上需要寻找其他出路，只留下三万人炼钢、炼铁。去年7月至今，包括正常退休人员在内，武钢青山本部已有一万四千余人离岗。
　　不被批准的离职
　　今年3月7日，在武钢工作不到两年的周炜鑫递交了辞职信。他的这一举动，被其所在厂厂长在全厂大会上当众斥为“叛徒”，对武钢“不忠诚”。
　　 　　从南方某部属重点大学矿物工程专业毕业后进入武钢的周炜鑫，工作表现积极，热衷参加并主持厂内活动，颇受领导赏识，实习期尚未结束便被提拔为工段长。按照惯例，一般需要花费一两年时间才能晋升到该职位。
　　周炜鑫每月到手的工资有四千多元，这在武钢并不算低。但这位25岁的东北小伙，依然决定离开武钢去创业。
　　周炜鑫的学长丁宇在武钢股份旗下某厂担任技术员，也选择了辞职回家。根据武钢出台的一项分流政策，工龄满五年的职工可申请停薪留职。满足条件的丁宇打算抓住机遇出来创业，同时又能保留在武钢的“退路”。
　　不过，丁宇提交的辞职申请没有被批准。
　　为了鼓励职工响应多项分流政策，武钢股份出台了奖励措施。在今年1月31日之前签字的职工，可获得五千元“签字费”。“我们厂一共151个名额，200多人报了名。”武钢股份某分厂的一位职工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平时工作不积极的都批准了，大学生干部不让走。”武钢希望留下能为企业带来更大价值的青壮年。
　　这并未能阻止年轻人的离开。丁宇辞职后，和周炜鑫共同开了一家清吧。“想离开那个大而看不到前景的世界，出来做一回真正的年轻人。”站在自己正在装修的店里，周炜鑫对界面新闻记者说。
　　中老年职工的退出路径则不同。4月上旬，人社部、发改委、工信部等七部委联合出台《关于在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过程中做好职工安置工作的意见》，对距法定退休年龄5年之内、再就业有困难的在职工，自愿选择、企业同意并签订协议后，可实行内部退养。由企业发放生活费，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基本医疗保险费，个人缴费部分由职工继续缴纳，达到退休年龄时正式办理退休手续。
　　武钢从去年底便已采取这一做法。根据国家规定，女工人的退休年龄为50岁，女干部为55岁，男职工统一为60岁。据此，武钢将年龄超过45岁的女工人和55岁的男工人，以及不符合上述年龄条件但因病因伤的职工，纳入内部退养(又称“居家休养”)范围。
　　武钢集团称并未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对于家中已有一人下岗的，会考虑将其留下，或夫妻同在武钢上班而家庭尤其困难的，会考虑留下一个。”武钢集团外宣部主任孙劲对界面新闻记者说，“满足内部退养年龄条件的，可以选择留下，但必须服从工作调配。”
　　武钢集团多位内部退养职工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内退后，除了武钢继续为其缴纳“四险一金”(工伤险不再缴纳)外，每月可获得约2300元生活保障金，其中武钢支付1550元，政府支付750元。政府支付根据距退休所剩时间一次性付清。一位刘姓内部退养职工，还剩25个月到龄退休，收到约1.9万元生活保障金。
　　职工所得生活保障金并非人人相同。孙劲称，武钢集团采取的是“一厂一策、一人一策”，按照不同厂的实际效益和不同职工的工龄，保障金额不完全相同，总体在1500元-2500元。
　　武钢集团推出了协调内部转岗、自愿离岗待退休、发展多元产业内部吸收、融入地方经济建设，及支持大众创业等多种职工分流安置办法。孙劲告诉界面新闻记者，武钢集团专门成立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为离岗职工寻找新的工作岗位。
　　减员不减产
　　减员来自两方面考虑。一是为削减人力成本支出，二是“去产能”过程中所需人力的减少。
　　孙劲告诉界面新闻记者，马国强所称的“三万人炼钢、炼铁”是对标世界先进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即人均生产1000吨钢。武钢集团粗钢年产量约3000万吨，故需要三万人，除了青山本部，还包括昆钢、鄂钢和防城港。
　　孙劲称，武钢集团青山本部将从原有的1800万吨年产能，压减至1000万吨，即需要1万人，目前约有2万人，故在去年底提出减员1.1万人的目标。
　　今年初，国务院提出“十三五”期间将压减1亿-1.5亿吨粗钢产能。武钢集团的产能压减工作亦在此框架下执行。孙劲称，未来武钢集团的炼钢产能约2000多万吨。除防城港外，现有产能约3000万吨。
　　来自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的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武钢集团铁、钢、材产量分别约为2500万吨上下。武钢股份占据近六成。按粗钢产量计算，武钢集团位列国内第六。
　　 　　武钢集团并不打算过多削减产量。武钢集团内部通知显示，该集团今年计划生产铁2465万吨，钢2495万吨，材2511万吨，前二者分别同比下降3.4%和3.2%，钢材产量增加2.1%。粗钢产量减幅为去年的一半，减产力度大幅趋缓。
　　武钢股份今年铁、钢、材的计划生产量，均较上年有所增加。
　　钢铁产量不减反增并非武钢独有。截至发稿时，共有12家上市钢企发布今年的产钢计划，仅三钢闽光和马钢股份有所减产，方大特钢、新钢股份、南钢股份产量与去年基本持平，其余六家均有不同程度的增产。宝钢股份增产近八成居首，业内分析认为，新投产的湛江项目产量或计算在内。包钢股份增产亦超六成。
　　钢企大面积增产的主要原因在于行情向好。自去年12月中旬至今，国内钢市已持续上涨近五个月，钢价平均涨幅近50%，部分钢材品种价格涨幅超过80%。
　　“企业盈利空间有所恢复，企业都希望多生产些。”兰格钢铁研究中心主任王国清告诉界面新闻记者，对武钢、宝钢等大钢企而言，保有稳定的市场份额是企业经营的重要目标，减产力度不会太大。
　　眼下钢企亦有补库存的动力。去年四季度到今年一季度，国内钢铁产量被过度压制，市场过度“去库存”。中联钢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五大品种库存937.94万吨，同比下降32.71%。钢坯库存已处于超低位。
　　国内钢铁产量的释放由需求决定。“尽管今年政府看重供给侧改革，实际政策层面更加偏重需求侧刺激，对需求的拉动比‘去产能’成效更明显。”西本新干线首席研究员邱跃成对界面新闻记者称，3月以来的需求释放已超出市场预期，需求放大必然会带动钢厂产量释放加快，产能利用率提升。
　　4月中旬，在武汉举办的一场钢铁行业会议上，武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舒文虎称，春节后出货“非常顺畅”。“春节时的订单已经订到了4月，紧急恢复了另外一条停产生产线。”舒文虎称，目前该公司上半年订单“基本上已经锁定”。
　　产线复产也引起不少人对“武钢或将不再减员”的猜测。但孙劲对界面新闻记者解释称，武钢的“人力资源优化”工作不是阶段性的，而是“一项长期性、经常性的工作”。
　 　　减员的同时并不减产，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孙劲称，目前武钢的劳动生产率仅为前述“先进”数据的1/3，即人均不到400吨。
　　“以前厂区、办公楼外经常有无所事事的职工，现在看不到了。人少了都得下车间干活。”一位到龄退休的武钢职工告诉界面新闻记者。
　　孙劲称，与民营企业“三班三倒”不同，武钢采取“四班三倒”，保障职工获得更多的休息时间。正因如此，他认为，国企比民企养活了更多人，“这也是对社会的贡献。”
　　武钢不仅承担着数万名内部职工的生计，也影响着周边人群的“钱袋子”。“武钢效益好的时候，附近的房子俏得很，现在都空了，一个月一百块也没人租。”一对在武钢门前做了25年小生意的夫妇告诉界面新闻记者，以前有很多人来武钢做外务工，比如门卫看守、上煤工等，现在这些岗位都由武钢内部职工解决，外来工已全部遣散。
　　682亿负债和非钢项目
　　在岗职工大幅削减，折射出的是该企业所面临的财务困境。年报数据显示，武钢股份2015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7亿元，去年同期则为77亿元。
　　负债总额和负债率均刷新武钢股份的历史纪录。截至2015年底，武钢股份总负债658.62亿元，资产负债率达69.7%。
　　负债上升的态势尚在继续。武钢股份一季报显示，负债总额已增至682.17亿元，负债率则首次突破70%。
　　 　　横向来看，武钢的负债率在钢铁企业中较为普遍。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有五家钢铁企业的负债率超过100%，13家超过90%，48家超过70%。
　　2000-2015年，武钢不仅负债率创下新高，且利息保障倍数降至-3.8，去年同期则为1.68。利息保障倍数为企业税前利润与利息费用的比率，通常是债权人用以衡量企业债权安全程度的指标。倍数越小，说明企业支付利息费用的能力越弱。
　　武钢股份的负债占据武钢集团总负债的绝大部分。邹继新称，整个武钢集团的资产负债率约为70%，“财务费用非常高，旗下的经济实体效益普遍不好，偿债压力很大。”
　　作为国资委直管央企，武钢获得了政府“输血”支持。据界面新闻记者统计，2008-2015年，武钢股份共获得政府补贴11.2亿元，年均1.4亿元，位居同行前列。去年所获补贴为6580万元，但相较逾70亿元的亏损仍是杯水车薪。
　　提高钢铁主业的核心竞争力，将是武钢扭亏的首要方式。但其主业正面临瓶颈。2015年武钢集团钢材产量2460万吨，位列世界钢铁产量排名第十。板材是武钢的主打品种，其中以电工钢、镀层板带、冷轧、热轧、中厚板等产品为主。
　　硅钢是武钢主推的优势产品，这是一种含硅量为0.5%-4.5%的极低碳硅铁合金，主要用作各种电机、发电机、压缩机、马达和变压器的铁心，是电力、家电等行业不可或缺的原材料产品。
　　因制造技术比普钢产品严格，生产工艺复杂且技术含量较高，硅钢曾被称为“钢铁产品中的工艺品”，一度成为钢厂产品结构升级的热门方向。在此前供不应求的格局下，硅钢的市场利润颇高，颇令国内钢厂眼热。
　　中国联合钢铁网主编胡艳平对界面新闻记者称，在1990年代，武钢在硅钢领域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后来宝钢迎头赶上，成为武钢的最大竞争对手。首钢、鞍钢等多家钢企亦在硅钢领域有所突破，全力抢夺市场。
　　武钢依然是全球最大的硅钢生产基地。硅钢年产能超过200万吨，包括50万吨取向硅钢和160余万吨无取向硅钢，但2015年其硅钢产量占全国重点钢厂硅钢产量的份额已大幅下滑至23%。
　　由于众多钢厂“一窝蜂”投产，硅钢行业产能过剩，同质化竞争严重，价格持续下跌，这一形势对武钢较为不利。胡艳平称，武钢在高牌号硅钢产品上依然有较大优势。武钢集团亦表示将继续增加对硅钢、汽车板、高强度结构钢等优势品种的倾斜力度。
　　汽车板是武钢即将重点加入的“新战场”，位于广西沿海的防城港项目则是未来的主要力量，但该市场的竞争压力正在急剧上升。
　　仅在“两广”地区，已投产的宝钢湛江项目便与武钢防城港项目“正面相撞”，二者仅相距约250公里，产品定位均集中于汽车板和家电板。在中南和西南地区，安赛乐米塔尔与华菱钢铁，蒂森克虏伯与鞍钢，韩国浦项与重庆钢铁亦纷纷联手进军汽车板市场。目前该领域已陷入产能过剩局面，利润被大幅摊薄。
　　产品市场乃至整个钢铁行业形势的变化，令武钢开始谨慎对待防城港项目。目前防城港项目仅建设了一条220万吨产能的冷轧镀锌汽车板生产线，但尚未开始量产。
　　尽管此前武钢称防城港项目未来目标产能约为1000万吨，孙劲向界面新闻记者强调，“武钢建设防城港钢铁基地的决心没有变。”但其透露，目前该项目正在“根据市场变化情况重新规划”，包括何时量产、产能规模、投资总额、设备选型以及工艺等。
　　宝钢湛江项目亦经历了类似过程。去年2月披露的《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变更环境影响报告书》显示，宝钢湛江基地一期的规模已调整为年产铁823万吨、钢875万吨，与项目最初批复时的“年产920万吨铁、1000万吨钢”相比，缩水逾10%。投资规模也从最初计划投资696.8亿元，削减到2013年项目方案最终通过时的415亿元，后因增设一条生产线，总投资调至540亿元。
　　 　　此前曾因“卖红酒、养猪”而成为行业内外热议焦点的武钢，将把非钢业务作为脱困的另一个“抓手”。
　　邹继新称，非钢产业是武钢“十三五”期间的工作重点。“针对产业业务分散，高度依赖钢铁产业，市场竞争力比较弱，与地方经济融合不够，参与度不高等问题，我们研究确认了多元产业发展聚焦向外的思路。”他说，武钢将推进非钢业务板块的调整和重组。
　　所谓“聚焦”即优化现有产业板块，收缩或退出一些亏损或没有发展前途的业务，关闭相关亏损企业以“止血”，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相对有前景、产品有市场、生产有效率”的业务上。
　　武钢的非钢产业包括矿产资源、国际贸易、物流、高新技术、冶金工程装备、制造、钢材深加工、资源综合利用、金融，以及现代城市服务等多个领域，投入不小，且在岗人员非常庞大。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界面新闻记者，武钢的非钢产业“摊子铺得太大，资金都分散了，没赚回多少钱，反而出现了很多管理漏洞”。
　　在矿产资源投资领域，2008年以来，武钢通过股权收购和项目合作等方式，先后在巴西、加拿大、非洲等地布局了八座矿山，拥有海外资源权益数百万吨。但这些矿山的品位都不高，多在30%左右，提炼成本大幅增加。武钢在巴西和加拿大投资的MMX铁矿和Bloomlake铁矿，已相继宣布破产、停产。
　　武钢集团的非钢产业并非都在赔钱。孙劲称，物流、高新科技、钢材深加工等板块处于盈利状态。邹继新则表示将在上述领域加大投资力度，并“向外参与武汉市的建设，与地方经济融合”，将商业与海绵城市建设作为多元产业向外开拓的重点。
　　得益于行情转好，今年一季度武钢股份实现盈利3026万元。该势头能否继续保持，以及上述主业与非钢产业调整举措能否切实有助于武钢扭亏脱困，还有待时间考验。

今年以来，随着煤炭行业开启供给侧改革去产能，煤企从自身“开刀”，开始实施减员分流等措施来降本增效。对煤矿工人来说，这也意味着将离开曾经的“金饭碗”，或坦然面对转岗分流，或积极主动去寻找新出路。
　　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晋煤集团、焦煤集团、潞安集团等山西大煤炭集团已经开始实施减员分流和停薪留职等措施，随着供给侧改革去产能的推进，未来还将有不少煤企开启减员分流以及兼并重组。
　　踏上转型之路
　　这个春节，山西煤矿工人梁鹏心情颇为沉重。
　　梁鹏所在的煤矿年前实施转岗分流，他也不幸成为其中的一员。因为煤矿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他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
　　在“煤炭黄金十年”，只要说起在煤企工作“都让众人羡慕不已。尤其在山西、内蒙古等煤矿集中地，很多人毕业以后都争着抢着去煤企工作。”
　　“因为只要进了煤企，基本上就等于拿到‘金饭碗’。”张强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但是这种情况从2012年开始出现转变，工资每年都在降，不少人被转岗分流，也有人主动离职。
　　张强是属于主动离职的那批人。张强看到了煤炭行业下行的趋势，选择向别的行业转型。
　　“这也是顺应历史趋势。”尽管很无奈，但张强还是庆幸自己的选择，如今老同事们有的在等待转岗分流，有的在寻找新的出路。
　　同样，在山西一家煤矿工作了近十年的赵磊，说起近一年没发工资的事儿，已经颇为淡定。从去年七八月份开始，身边已经有很多同事被转岗分流，也有人离职去做小生意。
　　被动转岗分流或是主动离开煤矿，正在成为山西煤矿工人所面临的一个必然选择。
　　2016年1月4日至5日，李克强总理在太原考察时表示，煤炭行业是山西的支柱产业，要根据市场需要，主动压产减量，严控新增产能，政府要促进富余职工转岗就业。
　　煤企的人员安置成为煤炭行业去产能过程中最为重要也最为复杂的一个问题。
　　《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到，晋煤集团古书院矿提出员工分流方案，包括“通过对口支援新建矿井、积极托管整合矿井、成立专业化队伍对外开展煤炭专业化服务等途径分流。地面人员主要通过发展多经产业和地面生活服务产业，促进正式工替代临时性、替代性岗位员工等途径实现转岗分流。”
　　具体来看，古书院矿向晟泰公司转岗员工近900人，180名员工离岗，解决了千余人的转岗分流问题。细则来年，则是向部分煤业公司输出和派驻人员370余人，结合万德福超市战略扩张的用人需求，在自愿报名的同时将水暖科39周岁以下女工全部转岗。同时，该矿撤销大车队、矸井队，将员工转岗至古书院工贸公司。截至目前，多经产业分流总人数达到532人。
　　实际上，由于煤炭行业陷入困境，早在2014年晋煤集团就下发了《晋煤集团关于下达减员分流指标的通知》，要求各单位结合集团给本单位制定的减员分流指标，安排实施好减员分流工作，通过减员分流实现降本增效、人员负增长。
　　晋煤集团总经理李鸿双表示，随着井下资源枯竭，产业转型、人员转岗是古矿面临的最大难题。要紧跟国家未来产能结构调整步伐，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多家煤企“动刀”
　　实际上，除了晋煤集团，潞安集团、焦煤集团等都下发了转岗分流、停薪留职、提前离岗等管理办法，来降本增效。
　　2015年，山西焦煤集团也进行了人员缩减的改革，撤销了8个业务不饱满、职能相近、重复设置的机构，转岗分流1万余人。
　　去年年底，山西焦煤集团公司部署2016年度转岗分流安置工程，要求坚定不移、不折不扣地完成山西焦煤集团公司三年转岗分流四大指标，落实好山西焦煤集团公司的各项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全面实施转岗分流安置工程。
　　山西作为煤炭大省，必然是减员分流的重点区域。
　　有山西煤企高管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前几年一直硬撑着，尽管工资也不断下降，但即便贷款也要给工人发工资，作为国企，不到最后一步，是不会减员分流的。煤价太低，很多煤炭生产出来就是亏损的。
　　从2012年煤价开始下跌，经过了多年的挣扎，不管是煤企还是煤矿工人，都已经认识到，煤炭行业到了“动刀”的时刻，如果说曾经还抱有一丝希望，但如今大家也都开始意识到，短时间内煤炭行业并不能走出困境。
　　《证券日报》记者在对多个煤矿以及煤矿工人的采访中了解到，煤企以及煤矿工人对于减员分流都抱有支持的态度。
　　“大环境都不好，很多人都暂时服从了减员分流的安排。”赵磊最开始从一个司机进入煤矿做地面工作，真心觉得这是一份好工作。但现在，他也考虑去其它行业看一看。
　　而除了山西各大煤矿集团开始减员分流，为了推动煤炭行业去产能，自从去年开始，龙煤集团也开启了大规模的减员分流工作。
　　此外，为了应对煤炭市场的困境，1月11日，兖矿集团发布的《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关于2016年减员增效工作的意见》指出，为进一步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控制用工数量，兖矿集团将按照“三年减员分流
2万人”的总体目标，2016年减少分流各类用工6500人，力争7000人，节支降本增效8亿元（目前兖矿集团有总员工10.5万人）。
　　根据煤炭行业去产能的相关意见，已经把职工安置作为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重中之重。
　　随着细则的逐步出台，这也意味着，将会有更多的煤企加入减员分流的大军。
　　上述煤企高管还表示：“一些尚且盈利的煤企都在通过减员分流来降低成本，亏损的煤企预计今年将关闭不少煤矿，尤其是资源枯竭的老矿，下一步也会启动减员、转岗和分流等措施。”
　　煤炭行业大整合开启
　　煤炭行业去产能的有关意见在年前已经出台，“十三五”首年，煤炭行业供给侧改革后续将不断有政策细则出台。除了减员分流，兼并重组也将成为今年煤炭行业的关键词。
　　2016年2月5日，国务院发文《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从2016年开始，用3年至5年的时间，再退出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坚持市场倒逼、企业主体，地方组织、中央支持， 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因地制宜、分类处置。
　　在业内看来，去除5亿吨，整合5亿吨，未来煤炭行业的集中度将大幅提高，过剩产能的下降幅度和产能集中度提升空间或将大于钢铁。合计10亿吨产能易主，相当于将目前煤炭行业产能集中度在3年-5年内提高近20%。
　　同时，意见还鼓励大型煤炭企业兼并重组中小型企业，利用3年时间，力争单一煤炭企业生产规模全部达到300万吨/年以上。
　　分析师认为，该举措将促进行业整合，将有效促进各地区煤炭企业的兼并重组，甚至将会引发新一轮的煤炭资源大整合。
　　此外，从2016年起，3年内原则上停止审批新建煤矿项目、新增产能的技术改造项目和产能核增项目；确需新建煤矿的，一律实行减量置换。从2016年开始，按全年作业时间不超过276个工作日重新确定煤矿产能，原则上法定节假日和周日不安排生产。
　　上述煤企高管还认为，采取市场倒逼的方式，整合10亿吨产能，停止新建煤矿，也必然会促进煤企加速减员分流以及煤企之间的兼并重组。
　　出口透露政策导向
　　除了行业即将出现的大整合，扩大出口也成了煤炭行业改变现状的一个办法。
　　2月15日，海关总署发布最新进出口数据显示，2016年1月份中国出口煤及褐煤61万吨，同比激增173%；环比2015年12月份增加38.6%。
　　某煤炭贸易商认为，1月份中国煤炭出口量同比大增，一方面是由于2015年同期基数过低，另一方面与神华主动重启出口业务有关；同时，人民币汇率贬值的预期对中国煤炭出口也有一定的帮助。
　　去年12月9日，神华对日本东北电力集团出口67480吨煤炭，本次出口贸易在天津煤码头通过东北电力“美奈美”号外轮装运。
　　据了解，东北电力集团是日本五大电力集团之一，是神华在当前持续低迷的煤炭市场形势下新争取的市场客户。 　　安迅思分析师邓舜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神华重启出口将代表着一种政策导向：中国正鼓励煤炭出口。如果神华能够恢复出口，可以缓解一部分国内产能过剩的压力。
　　需要一提的是，中国煤炭出口量自2003年以来逐年下降，主要原因之一是政府取消出口退税并征收关税。虽然去年12月财政部宣布，从2015年1月1日起，所有煤种的出口关税从10%下调至3%。
　　尽管现时中国煤炭生产和运输成本仍要高于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现阶段中国煤炭出口仍不具备价格优势。但是展望未来，由于中国煤炭行业产能过剩的状况仍将维持较长的一段时间，因此，未来通过出口来化解一部分过剩产能或是大势所趋。
　　同时，煤炭进口方面，2016年1月份中国进口煤及褐煤1523万吨，同比下降9.2%；环比2015年12月份则下降13.7%。而单月进口量1523万吨，为2012年1月份以来第三低的单月进口量。
　　邓舜还认为，1月份中国煤炭进口量同比和环比均有所下滑，主要与中国市场整体需求不景气有关，业界在2015年煤价几乎单边下跌之际，采购心态十分谨慎，导致进口煤炭到货量持续低迷。

武钢“去产能”之殇
刘汉生觉得自己很幸运。尽管因为工伤提前退了休，但比起几个月后离开岗位居家退养的老同事们，他已经很知足了。虽已年过五十，但刘汉生看上去也就四十出头，头发梳得纹丝不乱，皮鞋擦得锃亮。
　　从账面数据来看，此时还略有盈利，但钢铁行业下滑的趋势已开始显现——2015年上半年，全国粗钢产量同比出现近20年来首次下降。由于传统用钢行业增长动力不足，钢材需求持续下降，而市场供大于求的结果，就是钢材价格持续下跌。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15年6月末的钢材综合价格指数为66.69点，和2014年底的83.09点相比，降幅达19.7%。与此同时，铁矿石价格却出现了两个多月的向上反弹，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由4月10日的每吨46.84美元，上涨到6月末的每吨59.19美元，涨幅高达26.4%，而同期钢材综合价格指数下跌10.2%。
　　所以，刘汉生离开时，公司看上去还一切如常，他按部就班地办完离职手续。从此，他的工资关系不再隶属于武钢，一个月四千多元的养老金足以让他在武汉过得衣食无忧。
　　“我的点子蛮正(运气很好)!”他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无处安放的产能
　　30多年来，刘汉生一直生活在这个以武钢为圆心的圈子里，半径不超过武汉市青山区红钢城范围——家在红钢城附近，上班也在红钢城，周围的朋友既是街坊，又是工友。因此，尽管已经退休，他依然对有关武钢的新闻格外关注。
　　就在他退休后不久，武钢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首先是武钢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邓崎琳落马;紧接着，第3季度武钢的财务数据中出现了代表亏损的负号。《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当年7-9月，公司营业总收入144.34亿元，利润总额-18.79亿元，净利润-15.24亿元。
　　对于净利润亏损的原因，武钢从两个方面做了解释，一方面下半年央行改变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使得人民币急速贬值，公司确认汇兑损失8.26亿元。另一方面，钢材市场低迷，下游行业需求不振，钢材价格持续走低。
　　2015年可以说是中国钢铁行业效益最差的一年，整个行业都遭遇了真正的“严冬”。中钢协统计数据显示，其会员钢铁企业主营业务从2015年7月份开始，连续12个月亏损，每月亏损额都在100亿元以上。主营业务全年累计亏损超过1000亿元，同比增亏24倍，加上投资收益等项目合计全年利润总额为亏损645.34亿元。而就在上一年，利润总额却是盈利225.89亿元。
　　“必须承认，效益差与产能严重过剩直接相关，这是供求之间的逻辑关系。”在4月7日召开的钢铁行业财务工作座谈会暨财务与价格工作委员会会议上，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兼秘书长刘振江一语道破钢铁行业的痛点。
　　2015年，中国钢铁生产与消费进入峰值区，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异常突出。2013年，需求出现了7.65亿吨钢的峰值，之后开始下降，逐年出现负增长，从正增长3个点降到负增长5个点，“这8个点的落差带有断崖式的味道，涉及5000多万吨钢卖给谁，钢厂对这个突变一时难以适应，一时又刹不住车，产量继续增长。”刘振江说。
　　即使这个时候，钢铁产能利用率已经很低，2014年还是出现了钢产量8.23亿吨的峰值。随着内需的减弱，中国钢铁企业为寻找出路开始拼命出口，2014年出口增长50.5%，2015年出口增长19.9%，达到1.12亿吨。
　　中国钢材的大量出口引起了全球范围内一些地区和国家的恐慌和反对，各种质疑、反倾销、增加进口关税、贸易保护主义不绝于耳，钢材出口的国际环境在恶化。国内外的市场需求变化倒逼着钢铁工业必须化解过剩产能。
　　今年2月4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提出，在近年来淘汰落后钢铁产能的基础上，从2016年开始，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并在环保、能耗、质量、安全、技术五个方面设置红线，凡有一项不达标的钢铁产能必须退出。
　　“这个标准是结合我国钢铁行业发展趋势、环保达标以及企业生存实际等因素作出的一个科学判断。”中国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2015年重点统计钢铁企业劳动生产率约420吨/(人·年)，不论依法依规退出或者主动引导退出的产能，整体上生产效率较低，大概在300吨/(人·年)左右，据此推算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意味着将有40万-50万职工面临分流。
　　各地也开始针对去产能，实行了一系列举措，其中，陕西、湖北等地通过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工作，抓住问题层层推进;黑龙江、河北等地制定了去产能的相关制度，从政策层面对去产能进行引导和规范。
　　今年3月，武钢集团董事长马国强在全国两会期间表示，未来武钢在武汉本部的产能将会逐渐减量，从目前的1800万吨，压减至1500万吨甚至1000万吨。
　　“此前武钢按照经济效益来组织生产，在过去的10年间已淘汰了400万-500万吨的落后产能。接下来，武钢还将继续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进行产能的安排。”马国强说。
　　炼钢的流程基本是炉前工艺(分别对煤炭和铁矿石进行焦化和烧结)—炼铁—炼钢—热轧—冷轧，最后成为钢材。
　　武钢集团炼铁总厂的上料工吴强明显感觉到这几年用料减少了很多。他的工作是把铁矿石等原料铲到传送带上，然后送进料仓。武钢的工作模式是四班三倒，高炉不停，四个班组轮流承担两个白班、两个中班、两个夜班，下夜班的班组第二天休息一天，第三天上白班，一次工作8小时，8天一个循环。
　　吴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原来武钢设计的高炉容积是50吨，改造后是100吨，但料仓还是按照50吨容积设计的。原来上一次料，正好够一个班组8小时用，随着高炉容量加大，一般得上两次料才够用。但最近几年，经常是只上一次料，即使有时候上两次料，也不会装太满。
　　吴强还记得，2010年前后厂里全面停产过两个月，高炉都停了，损失很大。那时候基本不用上班，一个班组只派一个人守岗位，尽管如此，大家的工资并没有受到影响，没有减少或拖欠。
　　“那时侯大家一点都不担心，没活干就在家待着，至于会不会一直停产，武钢会不会垮，那都是高层操心的事情。”吴强说。
　　刘振江表示，从2001年到2007年，中国钢产量每年以超过20%或接近20%的速度增长，真正出现产能过剩却是从2006年开始的，2006年、2007年每年增产6000多万吨钢。但于此同时，每年出口也增长2000万-3000万吨，当时国内外价差高，所以尽管过剩，企业效益依然不错。
　　度过钢企寒冬 　　在《中国新闻周刊》接触的多名武钢人印象中，企业效益出现下滑是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最直接的影响是福利没了。
　　1990年代可能是武钢人心目中最辉煌的时代，那时候，武钢职工的吃穿用度全是厂里发放。逢年过节，武钢人排长队领取鸡鸭鱼肉等物资，再大包小包拎回家，曾经是青山区一景，至今都被武钢人津津乐道。
　　不只是物资，逢年过节各种名目的奖金对武钢人来说，也是莫大的安慰。“大节小节都会表示一些，几百到一两千都有，到年底还有年终奖，曾经发过两三万元，还有一年发的是双倍工资，根据企业的效益来定。”焦化厂的程青松记得，那时候尽管每月工资才两千多元，不及现在的一半，但加上这些奖金和节日补贴，加上物价等因素，日子过得远比现在惬意。
　　武钢一线工人的工资是按“基本工资+绩效”发放，随着近几年企业效益的下滑，工资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缩水。“主要在绩效这块，每年年初，武钢会制定经济承包合同，分公司、分厂、车间、班组、个人各自承担一定任务，层层签订合同，到期完不成任务，会根据承包的比例层层分摊到个人，从绩效工资中扣除，一般不会超过总工资的20%。”武钢集团外宣办主任孙劲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
　　尽管扣发绩效工资是公司的一种管理手段，但在吴强眼里，这两年还是有了一些变化。“以前扣发的工资，90%左右到年底都会补回来。但这两年，扣了就扣了。”他算了一下，一般扣百来块钱，多的时候一个月扣200元，有时候扣70-80元，这让他不禁有些怨念，“效益好的时候，没我们工人什么事，效益不好的时候，凭什么让我们来承担?”
　　除了物质上的福利，每年一定名额的休养也是一种隐形的福利，刘汉生在退休前终于享受到了为期一周的休养。“不是所有人都能去，要论资排辈的，我也是看着要退休了，才跟领导申请去玩了一趟。”
　　不过，在刘汉生看来这个福利也在逐渐“缩水”，以前一年有20多个点可选，休养的时间也有两周多，到他这一年，只有4个点可选了，休养时间也减少到了一周。“总比没有强!”他笑着说。
　　然而，这还只是个开始。2015年12月，一则新闻在武钢引起轩然大波。新闻中透露，武钢集团计划3个月内“裁员”1.1万人，其中武钢股份(3.100, -0.15, -4.62%)将裁员6196人。
　　武钢集团随即否认“裁员”一说，但也同时表示，武钢股份作为上市公司，有权根据市场和企业发展需要自主作出经营决策，武钢集团作为最大股东表示理解和支持;武钢将通过不断优化劳动力资源，降低人力资源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
　　就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武钢集团董事长马国强在媒体访谈节目中表示，“在去产能这个大背景下，大家已经达成了共识，就是这8万人不可能都炼铁、炼钢，那么只能有3万人炼铁、炼钢，可能有四五万人要找别的出路，这就是武钢现在在做的事情。”
　　对于这5万人的安置，孙劲不断向《中国新闻周刊》强调，不是“裁员”，而是“分流”。对5年内退休的职工，劝其居家退养，平均一个月2000元钱，公司给缴纳五险一金，直到退休。“在这期间，他们依然是武钢职工，怎么能说是裁员呢?”孙劲反问道。
　　“目前武钢存在两大主要问题：一是人多，二是债多。”在4月14日举办的2016中国冶金矿产品国际会议上，武钢集团副总经理、武钢股份公司总经理邹继新直言，目前集团还有5万多人，一部分是为钢铁生产服务的工人。“从人均吨钢产量等指标来看，企业存在劳动生产力低、人工成本高的问题，这个是迟早要解决的。”
　　除了减员，巨额债务也是去产能的巨大阻碍。邹继新表示，目前武钢企业资产负债率70%左右，经营实体普遍效益不好，偿债压力大，企业还必须减债。
　　为了提高企业效益，这些年武钢做了很多的尝试，比如大力发展非钢产业，此前就有报道武钢人养猪的新闻，其实只是其发展绿色生态养殖业的一种。同时，盘活固定资产，将武钢办公大楼双子楼的B座对外招租。
　　此外，将市场前移，降低能耗，节约成本，也是武钢度过寒冬的手段之一。今年3月11日，武钢炼铁厂向武钢股份以外的集团直管全资子公司重工集团铸铁事业部供应液态铁水。据介绍，过去的铸造生产工艺流程是生铁(固态)熔炼—铁水调质—出铁浇注，仅在生铁(固态)熔炼这一环节就要耗费大量能源。液态铁水实现直供后，直接省掉了生铁(固态)熔炼环节，缩短了工艺流程，每吨产品可直接降低生产成本200多元，效益前景十分明显，同时也是武钢股份在武钢内部进行市场化运作的有益尝试。
　　另一个意义在于，过去炼铁和炼钢环节不直接面向市场产生效益，工人很难有价值体现。铁水直供后，对提高炼铁厂职工的积极性也将大有益处。
　　但在孙劲看来，要解决去产能过程中人多债多的问题，不能光靠企业自身，还需要相关政策的支持，比如针对居家退养人员的五险一金，很多险种其实不必要，比如工伤险、生育险等，这样，既能为企业减轻负担，职工也能减少扣减额，多拿工资。在债务方面也要出具体的政策，避免企业背负国有资产流失的重担。此外，还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为企业扩大需求。
　　值得关注的是，4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阶段性降低企业社保费率和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为市场主体减负，增加职工现金收入。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缴费比例都有所降低。
　　针对今年发展规划，邹继新表示要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产品和产能结构调整到和需求相匹配，管理重心从生产经营型向价值经营型转变，对成本、效率加强提升。
　　在李新创看来，在需求侧方面的改革应侧重稳定消费、扩大消费、增加出口等三个方面。
　　与此同时，还需供给侧的同时发力。实现质量和效益的双提升，重塑了行业企业的新名片，只有供给侧的强力出清与需求侧的拉动托底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钢铁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谁来承受去产能之痛
　　炼钢属于特殊工种，退休年限一般是女职工50岁，男职工60岁，分流政策一出来，45-49岁的女职工和55-59岁的男职工就面临着离岗的命运。
　　刘汉生的几个老同事就是这次被分流出来的，几个月了，每月拿着2000块钱，在家无所事事。他们不是不想找工作，而是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这些在国企待了一辈子的老职工，除了年龄这个硬伤，还缺乏工作技能，也无法适应外面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
　　“这个年龄的人，孩子大多还在读书，没有收入来源。这一退养，工资少了一半，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刘汉生叹了口气说。
　　然而，此次武钢的人力资源优化，受影响的不只是临近退休的职工，《中国新闻周刊》从多名武钢人处了解到，一些“外用工”也减少了大半。
　　目前武钢的工人结构分为三类：A类工就是正式工即全民所有制职工，与武钢签劳动合同;B类工是劳务工，是与劳务公司签劳动合同，一般要求大专文凭，工作一段时间有可能转正;C类工也是劳务工，也就是所谓的外用工、临时工，属于劳务公司，不可能转正。
　　这些年，武钢很少对外招收正式职工，随着产能的扩大，招进来很多B类工、C类工，和A类工混编在一个班组，同工不同酬。
　　程青松明显感觉到干活的人越来越少。焦化厂属于炼铁前的工序，一个车间两个炉子，每个炉子对四台车，推焦车和拦焦车分别守住前后两个炉门，熄焦车在炉子下方，三台车对好位置后，推焦车将前炉门打开，将焦炭推出去，熄焦车接住快要燃尽的焦炭，根据干熄和湿熄的不同需要，拉到不同的熄焦地点。炉内的焦炭清理完毕，装煤车开始往炉内装煤。
　　“以前一个炉子上有15-16个人，还不算班长和工长，我们一台车两个司机，可以轮班干活。”程青松一边回想，一边掰着指头计算着人数。车间内温度很高，站在炉顶上，即使冬天有时一件单衣就足够了。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高，8小时下来，工人们也会琢磨些偷闲的招数，抽空抽支烟，喝口茶，聊个天，时间也没那么难熬。
　　自从去年年底厂里陆续减员，外用工越来越少，现在一个车间包括正副班长在内，每个班组只剩下17个人，程青松明显感觉劳动强度增大了，一人一台车，8个小时安排得满满登登，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刚下夜班的他，眼里布满血丝，显得十分疲惫。“短期内，我们也能扛得住，但时间长了，特别是到了夏季高温天气，谁能受得了?这样熬下去，出事故怎么办?”他有些担忧。
　　在武钢历史上，对劳动力资源进行调整并非第一次。随着技术的进步，自动化水平的提高，每一次设备的更新换代都伴随着一大批人的离开。只是这次，面对经济下行，钢铁行业普遍亏损的大背景，加上这么大规模的分流计划，被劝离的固然不甘心，留下的也并非就此高枕无忧。
　　对于40出头的程青松而言，分流一时半会到不了他这块儿，“如果一刀切的年龄限制到了45岁，恐怕我就该着急了，现在先混着再说。”但并非所有人都像他这么乐观，“分流”就像悬在武钢人头顶的大石头，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不是下一个。
　　“5万人的分流计划只是一个目标，并不是说减就减，而是在一个阶段，比如5年、10年内，逐步地减。”但孙劲表示，这5万人指的是正式职工，不仅是一线的工人，还包括机关干部。
　　即便如此，在很多工人心中，机关干部在这次减员中，依然具有“免死金牌”。张磊是硅钢厂的工人，作为武钢最核心和最有竞争力的部门之一，他所面临的分流压力并不大，但在他眼里，领导体制还应简化和优化。
　　以硅钢厂来说，一个车间有大概60-80人，其中工人有40-50人，机关有20-30人。而目前，一线工人的减员已经减了20%-30%，已经到极点，再继续减下去，剩下的人不但劳动强度加大，而且容易出现安全隐患。相比而言，干部才减了10%，“如果真要减员增效，下一步应该减的是机关干部。”张磊说。
　　实际上，干部也很委屈，“一刀切”不分工种职位，同样也向他们“开刀”，“而且干部居家退养不享受一个月2000的最低工资，一些干部为了享受这一政策，甚至放弃干部身份转成了工人。”孙劲介绍说。
　　邹继新表示，接下来要将企业主体作用和社会保障相结合，“人力资源优化目标是让每一位有工作意愿的工人都有工作。”
　　基于这个目标，今年1月12日，武钢集团公司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正式成立，收回了物业等一些外包的工作，腾出的岗位在内部消化，“自己的活自己干”。
　　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新的岗位，武钢一位处级干部就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新的岗位带来的，可能不只是收入上的落差，还有心理上的落差。“如果明天领导让我去当保安看大门，虽然也是一份工作，我可能也会犹豫吧。”
　　除此之外，武钢也正在和武汉市人社部门合作，拓展新的岗位。3月19日，武汉市人社局举办了一场针对武钢职工的万人专场招聘会，尽管有新闻爆出很多职位实际上并不缺人，但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仍有3000多名武钢职工找到了相关岗位。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将安排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支持去产能过程中人员安置方面的支出。对此，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全国两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预算安排了500亿元，明年再安排500亿元。
　　至于这笔资金如何使用，有人认为会按照分流的人数平均分配，但根据此前财政部副部长刘昆关于采用基础奖补再加阶梯式奖补办法的表态，也有可能根据去产能的规模分批下发。
　　孙劲认为，按分流人数发放不太可能。“如果这样，对之前分流的人，是给还是不给?”而且对于职工比较期待的，像某些钢铁企业采用的一次性买断的方式，他也认为在武钢不太可能。“一次性投入太大，对武钢来说还有些压力。”
　　“需要明确的是，去产能涉及减员，但减员的目的并不是去产能，因此减员并不能直接达到去产能的效果。”李新创表示，企业减员分为被动减员和主动减员两个方面，前者主要针对过剩产能企业，由于承担了压减产能任务，导致部分人员面临下岗或失业;后者主要是为了优化人力资源结构，提高劳动生产效率，降低人力资源成本，从而大幅提高企业竞争力，促进企业实现脱困发展的一种有效途径。
　　在李新创看来，武钢通过离岗待退休、内部转岗、聚焦对外发展相关产业吸纳员工就业、融入地方经济建设和支持创业等方式开展人力资源优化工作，到“十三五”末期，人均年产钢可由2014年的540吨左右提高到1000吨以上，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为武钢实现扭亏脱困迈出关键的一步。
　　加与减的尺度
　　焦化厂每天都要安排计划和炉数，程青松拿到计划时大吃一惊，原来炉数少的时候一天30多炉，现在却基本上是满负荷生产，有时44炉、有时46炉，当然遇上检修等情况，30多炉的时候也有，但很少见。
　　程青松感觉很奇怪：“既然要去产能要减员，可现在减员是减了，但产能，至少从我每天拿到的生产计划条来看，是没有体现出来的。哪怕10个炉子拆掉2个，其他8个炉子满负荷生产我也能理解，但似乎并没有。”
　　程青松不知道，钢材市场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今年2月底3月初，钢价开始回升，其中，3月第二周平均每吨钢材价格上涨将近400元钱，而此后的第三周、第四周虽有所调整，但是总体仍上涨。
　　业内人士分析，这轮上涨或有可能和全国钢铁行业去产能有关，各地都关闭了一些高炉，河北甚至有两家钢企停产。然而，一部分产能的退出，让市场格局发生变化，一些大的钢企开始了你退我进的博弈。
　　作为中国钢铁行业龙头之一的宝钢，最近宣布今年将增产20%。对此，孙劲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武钢近期也可能有增产的打算。“所有钢铁企业都认为别人的产能是过剩的，自己的产能不过剩。既然我们的产品质量和服务都不比他们差，为什么要减产?”但他同时强调，1000亿吨的去产能总体目标依然不变，“眼前先把市场的钱赚到再说，否则怎么向员工交代?”
　　在去产能方面，武钢也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将集团直管的全资子公司鄂城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中，污染大产量低的高炉淘汰掉了;原来汉阳钢厂的炼钢炼铁部分也改做钢铁深加工了。
　　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还要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生产，还要研发满足市场需要的新产品，这才符合供给侧改革的要求。孙劲表示，在产业结构方面，未来武钢的硅钢板和汽车板的产能将会增加，并不断研发高取向硅钢，以及强度高、重量轻、厚度薄的高性能汽车钢。
　　这也是整个钢铁行业变革自救的方式之一。一方面，缩减、淘汰过剩产能，疏解安置规模庞大的员工，做去产能的“减法”;另一方面，大型钢铁企业则希望先进产能置换落后产能，以实现优化钢铁产能布局和提振钢铁企业的竞争力，做供给侧的“加法”。
　　与武钢一样，时下很多钢铁企业也在加减法之间，做着抉择和试探。中钢协副会长王利群透露，今年以来，他走访全国200多家钢厂时发现，已有60多家钢企已将停掉的高炉重新复工。
　　对此，李新创表示，钢铁产能随着行情波动而增产、减产、停产、复产是一种正常的市场经济现象。他认为，近期钢价的回升以及部分企业的复产，是稳增长各项措施下市场企稳的结果，但并不意味着钢铁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经营的“反转”，更不意味着“去产能”可以暂缓甚至停止。但同时他也强调，去产能，并不是去优势企业的产能，而是去没有竞争力的产能，通过优胜劣汰，使钢铁行业更具竞争力。
　　高取向硅钢是武钢的核心产品，如何将优势产品的地位更加凸显出来，是硅钢事业部目前正在考虑的问题。据张磊介绍，目前硅钢事业部将生产重心放在了提高质量上，每天按照一定目标，制定一个工艺标准，一个班组在8小时内，按照这个标准，尽力生产更多的产品，先保质再保量。
　　而作为炼钢工艺中直接面向市场的第一步，武钢的热轧厂的生产也依然如火如荼，刚到车间门口，一股热浪就迎面袭来。站在数十米高的观测台上，《中国新闻周刊》看到，一块块烧得通红的10米钢坯在出炉辊道上汇合成百米钢坯，再通过大立辊轧机多次轧制，卷成钢卷。
　　据热轧总厂宣传办公室李建忠介绍，这条生产线一天产量在1.5万吨以上，产量维持在1年500万吨水平，主要生产高强钢，管线、桥梁用钢、工程机械用钢，以及汽车板等，直接面向市场。
　　目前整个热轧总厂有4条这样的生产线，3个热轧和1个中厚板，一年总产量1100万-1200万吨。“目前热轧的产量由集团整体调度，现在钢材价格上涨，武钢将根据市场需求调控产能。”李建忠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整个车间只有寥寥几个工人，李建忠解释说这些人都是现场维修人员，真正负责生产的班组都在操控室，生产全过程都由计算机控制，除非有机器故障，一般很少到生产线上来。
　　与热轧的如火如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热轧后一环节的冷轧，多名武钢职工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冷轧厂现在是各班组轮流工作，不定期进行临时性歇工。
　　这或许和新开工的防城港冷轧项目有关。3月15日18时16分，武钢广西钢铁集团有限公司2030冷轧连退第一卷高端成品卷顺利下线，标志着武钢防城港钢铁基地建设正式转入生产模式。
　　按照武钢的计划，该项目未来“并非新增产能，而是和武汉本部进行产能置换，一方面降低运输成本，另一方面也能缓解武汉的环保压力”。孙劲强调，这不是简单搬迁和简单复制。首先防城港的生产工艺和生产水平都比武钢本部高，要和武钢本部的产品进行互补，比如用来做易拉罐的超薄钢和超强度的汽车板，都是防城港的优势。
　　产能的置换也带来了劳动力资源的此消彼长，尽管防城港在大量招工，对武钢本部的职工开出双倍工资的条件，应聘者仍寥寥无几。一些武钢职工也并非没有顾虑，“都有家有口了，怎么可能过去?”
　　曾经的光荣与梦想
　　1950年代，武钢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第一个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吸引了无数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和生产者，尤其以东北人居多。他们携家带口，坐了数十个小时的铁皮车来到武汉，扎根下来。因此现在青山一带的武汉话中，仔细听还夹杂着些许东北口音。
　　在青山区工业四路上，一座全钢结构的三层楼巍峨矗立，这是武钢博物馆，记载了武钢曾经的辉煌，记录着武钢人的光荣和梦想。在孙劲看来，和老一辈武钢人相比，新一辈武钢人缺乏奉献精神。
　　实际上，武钢在年轻人心中的地位也在逐渐消退，目前在武钢一线工人中，仍以40多岁为主，30多岁的极少，年龄层出现严重的断档。一方面是近来武钢极少招工，另一方面，钢企工作条件的恶劣和艰苦，也让年轻人心生畏惧。
　　和武钢同在青山区的武汉科技大学，其材料与冶金学院是学校的核心专业。曾向全国各大钢铁企业输送过大量人才。此时正值毕业季，学校网站上也有多家钢铁企业的招聘信息。然而，当《中国新闻周刊》以学生家长身份打电话咨询时，却得知此前的多家钢企都没有招满人的消息。“钢铁行业不景气，现在冶金学院的学生宁可转行，也不愿意去钢企。”该校就业办的老师说。
　　即使从小生在武钢长在武钢的钢二代钢三代们，也并没有像父辈那样，将进入武钢作为人生的理想。刘汉生的女儿会计专业毕业后，找了一家私企工作，一周只能休息一天，还没有五险一金，却依然乐此不疲。这让刘汉生非常不能理解。“每次我们谈到武钢，她都嗤之以鼻，根本看不上我们这份工作。”
　　即使进入武钢，这些年轻人也并没有扎根一辈子的打算。秦刚是个80后，虽然也跟着父母的足迹进入了武钢，但对未来却感到茫然。“减员暂时到不了我这里，但现在这个情景，我们都感觉企业效益还会下滑，未来5年可能会更糟。”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在四班三倒之余，也干了一份做保险的兼职，如果兼职更赚钱，也会考虑将主要精力放在兼职上，保留武钢的国企身份，换一个轻松点的岗位。
　　“我确实不甘心，自己年纪轻轻的，整天干着这样枯燥乏味的工作，一眼能看到头，我时常问自己是不是要在这个单位耗一辈子。”秦刚有些纠结，但对于他这样有着正式身份的武钢年轻人来说，大多数人只是发发牢骚，真正说走就走的并不多，国企身份对他们而言已经成为鸡肋。
　　这或许并不光是武钢的尴尬，也是整个钢铁行业的尴尬。

钢企亏损面继续扩大
　　据记者了解，钢铁行业化解“产能过剩”面临着重重困难。不论是从企业退出机制的完善，还是从企业自律，都给化解产能提出了挑战。
　　“2015年以来，由于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尽管国家在稳增长方面持续发力，但由于下游用钢行业增速回落，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增速的大幅回落(2015年累计同比增幅仅1%)，基础设施建设增速放缓，我国用钢需求出现明显下降。” 中国金属学会理事、炼铁分会副主任王文忠教授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产能过剩背景下，供大于求矛盾凸显，行业竞争加剧，企业亏损严重，停产的企业较多，加上环保治理日益加重，需求下降、市场倒逼和环保加压，导致粗钢产量下降。
　　中国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给记者提供的数据表明，2015年我国钢材实际消费量为6.68亿吨，同比下降4%。预测2016年我国钢材实际消费量为6.48亿吨，同比减少2000万吨，同比下降3%。
　　根据以上的综合数据分析，我国有6亿吨的钢铁过剩产能。实际需求与过剩产能几乎对半。有观点认为，中国钢铁产能严重过剩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在治理方面仅靠市场手段难以解决。
　　中国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十二五”期间相关部委对于钢铁行业去产能的政策法规陆续出台，其中通过淘汰落后、环境治理、规范经营等手段逐步压减了一批钢铁产能，但钢铁行业化解产能过剩的矛盾已经进入深水区，任务艰巨，难以有效清理、治理和把关。有的企业甚至以技术改造为名反而扩大产能，导致现有措施的压减空间已越来越小，难度越来越大，而后期的债务处理、职工安置等问题的积累风险也逐步提高。
　　以国家统计局统计的8.04亿吨产量计算，2015年我国粗钢产能利用率为68.72%，产量过剩1.02亿吨。即使在2014年我国共淘汰了炼铁2823万吨、炼钢3113万吨、铁合金262万吨，粗钢产能仍旧在12.5亿吨左右，有3亿多吨落后产能。2015年淘汰炼铁1300万吨、炼钢1700万吨，过剩产能依旧超过亿吨。
　　某些“僵尸钢企”或继续经营
　　就目前而言，我国相关部门正在为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建立有效退出机制。那么，钢铁除了产能过剩还有哪些问题呢?
　　王文忠表示，目前钢铁行业除了产能过剩，一是还表现为产业集中度低，同质化竞争严重，钢价大幅下跌，企业营利能力变差，亏损加重;二是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问题日益突出，企业资金链紧张、财务成本较高;三是钢材出口量虽增长明显，但其导致的钢铁行业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四是行业带来的污染问题受到政府高度关注，环保压力持续加大。
　　王文忠认为，钢铁行业目前最主要的就是去产能，并淘汰“僵尸企业”。而前者最大的障碍是去产能后，企业是否能够有高效生产的空间和转型升级的机会;后者最大的障碍则是关闭后，企业原有债务的清算和下岗员工的处理。
　　不过，五冶集团上海分公司经理丁川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指出，地方政府从维稳就业率、区域稳定等角度考虑，是希望钢厂继续稳定经营。一旦钢厂减产、停产甚至破产，将会形成大量银行坏账和企业债务，地方政府就会通过补贴等手段帮助钢企渡过难关，这就使得本该停产的“僵尸钢企”继续经营。其中，上市公司中的“僵尸企业”尤为严重。
　　对于丁川的这种说法，国资委机械工业经济管理研究院采购研究中心副主任吕汉阳博士也认为，目前钢铁去产能是所有问题的核心问题，去产能解决与否关系到钢铁行业的生存和发展。有的地方政府为求政绩，保稳定，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实行保守政策，这对钢企去产能会产生不利因素，对整个钢铁行业发展也会带来后遗症。
　　战略转型成为重中之重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室主任石兴绵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去产能为行业集中度的提升提供了机会窗口。此前由于各个钢企都背负着沉重的负担，钢企联合重组一直步伐缓慢，多年执行下来，行业集中度不升反降，很多企业重组后亏损更加严重。而在去产能“瘦身”的基础上，钢铁行业的重组渐成可能。
　　去产能最重要的是转型升级。李新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钢铁行业必须走产品做专之路、融资降债之路和技术创新之路。
　　“产品结构调整的方向是精品规模化、产线专业化。”李新创认为，钢铁行业必须优化产品结构，聚焦专业化和规模化。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国资委主任王昌亦表示，近几年吨钢利润越来越低，而在普钢产品大量过剩的同时，高端装备用特殊钢却依赖进口，这正是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的背景。
　　技术创新无疑是钢铁行业转型升级的终极道路。记者此前从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副司长骆铁军处获悉，工信部已选定宝钢热轧智能车间、鞍钢数字矿山进行智能制造的试点示范，并鼓励企业建立大数据平台，在钢铁生产全工序推广实施数字化和网络化。
　　钢铁流通领域的转型要更快一些。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王利群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钢铁行业相关的电商平台已经超过了200家，这些平台致力于建立一个扁平化的钢铁流通模式，这将成为钢铁市场战略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

去产能无疑是今年政府工作的重点，决策层也频频在政策上发力，试图解决去产能可能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去产能无疑是今年政府工作的重点，决策层也频频在政策上发力，试图解决去产能可能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钢铁、煤炭行业是我国经济运行的重要基础性行业，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近年来，受经济增速放缓、市场需求不足的影响，钢铁、煤炭行业形成了大量的过剩产能。积极稳妥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是我国经济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任务。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中央财政积极支持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相关工作：
　　一、安排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支持化解过剩产能
　　近日，报经国务院审定后，财政部印发了《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管理办法》(财建﹝2016﹞253号，详见附件)，明确中央财政设立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对地方和中央企业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工作给予奖补，鼓励地方政府、企业和银行及其他债权人综合运用兼并重组、债务重组和破产清算等方式，实现市场出清。专项奖补资金规模为1000亿元，实行梯级奖补。其中，基础奖补资金占资金总规模的80%，结合退出产能任务量、需安置职工人数、困难程度等按因素法分配;梯级奖补资金占资金总规模的20%，和各省份、中央企业化解过剩产能任务完成情况挂钩，对超额完成目标任务量的省份、中央企业，按基础奖补资金的一定系数实行梯级奖补。专项奖补资金由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统筹用于符合要求的职工分流安置工作。
　　各有关省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国资委分别负责制定本地区和中央企业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实施方案并报国务院备案。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综合平衡并确定各地区、中央企业化解钢铁、煤炭过剩产能任务后，财政部即按照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要求拨付奖补资金。
　　二、实施钢铁煤炭行业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继续实行钢铁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加工贸易项下进口钢材保税;落实煤炭企业增值税抵扣政策;落实煤炭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落实钢铁企业利用余压余热发电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政策。
　　三、实施钢铁煤炭企业重组、破产等的财税会计支持政策
　　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土地出让收入政策和财务会计制度等，支持钢铁、煤炭企业进行收购、合并、债务重组、破产等。
　　四、实施钢铁煤炭企业化解过剩产能金融政策
　　支持金融企业及时处置不良资产、通过专项建设基金支持符合条件的项目、通过出口信用保险支持钢铁、煤炭等行业“走出去”。
　　五、实施鼓励煤层气开发利用的财政政策
　　“十三五”期间，煤层气(瓦斯)开采利用中央财政补贴标准从0.2元/立方米提高到0.3元/立方米。
　　2016年2月4日、5日，国务院连续发布《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和《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在未来5年内共化解钢铁过剩产能1亿-1.5亿吨，未来3至5年，退出煤炭产能5亿吨、减量重组煤炭产能5亿吨。
　　在2月29日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介绍就业和社会保障有关情况时表示，对煤炭、钢铁行业进行初步统计，预计共涉及180万职工的分流安置，其中煤炭系统下岗职工人数约130万，钢铁系统约50万。
　　尹蔚民表示，围绕着如何做好化解过剩产能的问题，国务院近期作出部署，下发了“1+8”个配套文件。文件之一就是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关于做好化解过剩产能过程中职工安置的意见。
　　“在这个过程中，在资金、政策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会给予支持。中央财政将拿出1000个亿的奖补资金，主要用于职工的安置。”尹蔚民称。此外，
失业保险和就业专项资金，对其中符合规定条件的也要予以相应支持，妥善做好职工劳动关系的处理、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等相关工作。
　　针对具体的安置渠道，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明确了四大方向。
　　第一，鼓励企业挖掘现有潜力，在本企业内部安置职工。即企业依靠现有场地、设施、技术开辟新的就业岗位，能让分流出来的职工在本企业继续就业。
　　其次促进转岗就业创业。对需要离开本企业的职工，将启动就业扶持计划，在职业培训、职业介绍、职业指导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出组合拳，帮助职工能够尽快就业和创业。
　　第三，对符合条件的职工实行内部退养。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五年以内，本人自愿、企业同意的职工，可以实行内部退养。
　　第四，设立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对不能实行市场就业的困难职工，政府将开辟公益性岗位进行托底安置。在这个过程中，在资金、政策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会给予支持。
　　此外，尹蔚民还指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还明确了一项重要原则，每一个企业职工安置的方案一定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研究讨论通过。职工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安置，而是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这项工作当中来。
　　2月22日，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一份名为《中国的产能过剩如何阻碍党的改革议程》的报告也指出，2016-2017年，中国煤炭、钢铁、电解铝、水泥和玻璃行业将有30%的工人会失业。目前这五大行业共有1000万名工人，意味着，国内届时将新增300万下岗工人。
　　事实上，如今的煤炭、钢铁等行业，已有不少职工被裁员、分流安置。里昂证券2015年11月调查的13家国有钢企中，有六家宣称遣散了5%-10%的员工，或近期有裁员的计划。
　　2月27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东北最大的煤炭企业——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分流了2.25万名原职工，他们开始陆续到省内的农垦、森工、林业和城市公益等新岗位报到。
　　全国两会期间，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为了抓好钢铁、煤炭等困难行业去产能，中央财政将安排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重点用于职工分流安置。
　　而就在5月1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中央决定在今明两年压减央企10%左右钢铁和煤炭现有产能，推进降本增效，强化成本管控。这被外界称为央企“大瘦身”。同一天，财政部发文明确中央财政设立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办法(下简称《办法》)，对地方和中央企业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工作给予奖补。
　　文件显示，将鼓励地方政府、企业和银行及其他债权人综合运用兼并重组、债务重组和破产清算等方式，实现市场出清。化解过剩产能是今年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在化解过剩产能的过程中，做好职工的分流安置是关键之举。中央财政将拿出1000亿元做为专项奖补资金，实行梯级奖补。
　　为鼓励产能尽早退出， 《办法》按照“早退多奖”原则计算年度化解产能任务量， 2016年至2020年，分别按照实际产能的110%、100%、90%、80%和70%测算。
　　毫无疑问，5月19日财政部出台的资金补贴政策是一系列配套文件中的“核心”，也标志着煤炭、钢铁行业去产能工作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财政部指出，专项奖补资金具体包括基础奖补资金和梯级奖补资金两部分，由地方政府统筹用于符合要求的职工分流安置工作。本次拨付的资金为基础奖补资金，是按照国务院批准的资金管理办法，根据地方退出产能任务量、需安置职工人数、困难程度等因素分配。
　　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蒋震表示，化解产能过剩的核心是要将市场手段和财政手段结合，建立甄别机制。
　　在他看来，对于能盘活或者能进行结构升级的产能，要用财政支持、市场主导的办法去化解，对于无法盘活的产能，财政资金要支持劳动力顺利转岗，保证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
　　据了解，本年度结束后，钢铁煤炭化解过剩产能部际联席会议将对各地区钢铁、煤炭去产能和职工安置有关情况进行核查，中央财政将对超额完成目标任务量的地方，按基础奖补资金的一定系数给予梯级奖补资金。
　　此外，中央财政将根据国资委确定的有关中央企业化解过剩产能任务，拨付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支持中央企业化解钢铁、煤炭过剩产能工作。

　　1、　“债转股”是债务重组的一种特殊方式
　　通常的债务重组是债权人、债务人因种种原因在原借贷融资契约难以继续执行的情况下，对原定的借贷金额、借贷期限、借贷利率、借贷方式等作出调整和变动的一种行为。因此，债务重组必然涉及债权人和债务人各项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调整。而较之一般的债务重组而言，债转股对债权人、债务人带来的变动更激烈、调整更深刻，它将原有的借贷关系变成了股权关系，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
　　2、“债转股”对于债权人、债务人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对债务人来说，债转股就是为自己引入了新的股东。如果转股金额与企业原有资本额相比数额较大，那更是等于为债务企业引入了相对控股乃至绝对控股的投资者。因此对债务人而言不能简单地以为债转股可以降低自己的杠杆率，以为债转股后的最大好处就是无债一身轻了，可以不必再支付贷款利息了。其实股本融资应该是一种比债务融资成本更高的融资方式，股本不仅是需要回报的，而且其回报率(股权分红率)理应比借贷利率更高(否则是吸引不到投资者的)。同时，债务人还应该认识到，在引入新的股权所有者尤其是控股股东之后，按照规范的法人治理机制要求，企业的重大事项决策权就应该交付给新的“老板”了。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也不会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同样，对债权人而言，债转股意味着放弃了原有的债权固定收益(利息)，放弃了对原有债权抵押担保的追索权，而由此换得的股本收益权能否真正得以保证，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债转股后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能否有根本的改善，取决于自己的股东权利能否确保落实。如若把握不当很有可能陷入既不是债权人，又不像股权持有人的尴尬境地。应该看到这中间是存在着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的。
　　因此，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债权人、债务人都应该认识到这是一个面对现实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所以各方对此都应该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如果在这过程中，有任何一方是趋之若鹜的(在90年代末的政策性债转股中曾出现过这种现象)，我们就需要认真考虑这个债转股方案对原有债权债务的重组是否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其做法是否符合市场化、法制化的要求。
　　3、对90年代末“债转股”的几点回顾
　　当年集中对500来户企业约4000亿的银行贷款进行了债转股(后来还个案进行了一些委托债转股，在本世纪初对一些军工企业也进行了债转股)，这在当时对部分国有企业的脱困确实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为一些企业的后续发展包括改制上市创造了条件。例如一汽、二汽、宝钢、鞍钢、武钢、首钢、西飞、西南铝、长安汽车等不少重点企业当年都进行过债转股。回顾当年的债转股操作，有些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汲取。
　　一是当年的债转股虽然是与剥离银行不良贷款同时操作的，但当时还是注意强调了债转股企业应该是产品具有市场前景的，管理水平、技术水平较为先进的，只是由于债务率较高而要设法降低其杠杆率的。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要求在执行过程中落实得并不尽如人意，但当时倘若没有这一指导原则，债转股的效果想必会更不理想。这一点值得当前在进行有关债转股的政策设计时予以重视和借鉴。债转股作为一种特殊的债务重组方式，不能再用于那些复苏无望而应该退出市场的企业。这是当前在确定究竟要对哪些企业进行债转股时必须认真掂量和权衡的。要避免通过债转股保留了那些该压缩的产能和需淘汰的企业，否则势必会延缓整个结构调整的进程。
　　二是企业债转股后的新股东，无论是银行还是资产管理公司等其它机构能否充分实施股权管理，企业的经营管理机制能否真正有所完善，这一点十分重要。当时囿于体制、理念包括人力等原因，债转股后“股东”虽然向企业派出了一些董事、监事，但作用很小(多数企业当时尚未进行真正的股份制改造，只是为债转股而成立一个董事会、监事会)。股权所有者既放弃了债权人的权利，又无法真正享有股东的权利，在改善企业法人治理机制、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方面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当然，当时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是否有足够的人才和能力介入转股企业，事实上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
　　三是债转股后股权持有人(原债权人)的经济利益应得到充分保护，否则会加大金融风险。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债转股后，不少企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没有给股东分红。而在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考虑如何对有关股权进行处置时，可供选择的方式又十分单一，主要就是企业回购(部分是原价回购，多数则是打折回购)。这样的结果是债转股不仅没有能够起到促进企业股权多元化、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机制的作用，而且在企业回购股权时原债权人都普遍承担了一定的损失。这样的做法在当时债权人、债务人产权结构单一，都是国有独资的背景下，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也有其相应的可操作性。但在今天市场化程度已明显提高，债权人、债务人等各类市场主体的产权结构已经多元化，财政已难以再对有关损失“兜底”的情况下，对债转股操作的复杂性要有足够的认识，当年的一些做法现在已无法再简单施用。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至今几家资产管理公司手中仍持有一些当时债转股留下的股权还未能处置变现，其中除了部分企业的股权质量尚好，资产管理公司对这些股权的进一步增值寄以希望之外，还有不少股权是难以处置、无人愿意接盘的。
　　4、实现“债转股”多元化目标之间的平衡难度不小
　　我们都希望通过债转股能达到一举多得的目的。例如既能降低企业的负债率，减轻企业的财务负担;又能减少银行的不良贷款，化解金融风险;也能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缓解银行业的资本补充压力;还能调整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为一些企业和社会公众提供新的投资工具，等等。同时也希望在这一过程中能够坚持市场化运作，不增加财政负担。
　　其实，在这些多元化的目标之间是存在着不少矛盾和制约关系的。如若处理不好，很有可能顾及了一头，忽略了另一头，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就拿减轻企业财务负担而言，债转股后的企业确实是不需再支付贷款利息了，但他必须对股权进行分红，这个压力并不小。如若以“放水养鱼”为由，允许企业在较长时间内不分红，那又如何将投资者吸引到债转股的投资中来呢?除非他们能很“便宜”地从银行手中购得这些债权。如真是那样，银行将承受较大损失。且不说银行的股东们是否允许这样做，就说希望达到化解金融风险的目标又如何落实呢?如果为了避免银行债权转让中的损失，而让银行通过自己的子公司来操作债转股，那无异于银行将不良贷款直接转成了不良投资，谈不上真正的降低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况且银行直接持有企业股权的风险权重要大于一般贷款，需占用更多的资本，这就无法达到提升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的目的……。
　　只有把这些关系捋清了，才能使债转股方案的思路更清晰，才能使各市场主体的责任和义务更明确，也才能在坚持市场化运作的前提下，进一步把握好政府政策支持的方向和力度。
　　5、目前推进“债转股”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是要注意选择好债转股的对象，不宜在那些应该退出市场的企业中搞债转股。否则既不利于压缩过剩产能和结构调整，也难以实现债转股后企业经营状况的真正改善。
　　二是要坚持按市场化原则、法制化原则操作。债转股方案应经债权人、债务人各自的董事会、股东会批准;债转股后原债务人的法人治理架构应作出相应调整;如股东让渡了经营决策权就应该享有优先股的权益，要保证其能得到固定的股息分红以及享有清偿顺序优先权。
　　三是，如由银行的理财计划或所属子公司操作债转股，则需注意银行不宜长期持有企业股权。转股后，银行应采用多种方式择机转让所持的有关股权，否则不利于建设健康的银企关系。在股权转让过程中应致力于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混合所有制的发展。
　　四是，要及时修订《商业银行法》和《破产法》等法律，为债转股提供法律支撑和保障。《商业银行法》中关于银行不得投资于非金融实体的条款尽管设有可经国务院批准的除外条款，但如需逐案报经国务院审批，其操作性恐有一定问题，如若进行一次性授权，则建议在授权时设置一系列明确的前置条件(如明确债转股对象的选择标准以及市场化操作的基本要求等)，以避免具体实施过程中的操作变形，防止损失扩大和孳生道德风险。此外，应在《破产法》中关于破产重整和破产和解的表述中增加有关债权可转为股权的内容。
　　五是，要定期和不定期委托第三方检讨评估债转股后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以便为下一步的企业改制和金融改革积累经验，减少改革成本。